梁启超于1873 年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潮居都茶坑乡。他的祖上世代以农耕为业，祖父梁维清开始攻读诗书并考得秀才，受祖父影响，梁启超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他 5 岁始读四书五经，9 岁能写千字文，12 岁中秀才，15 岁肄业于广州学海堂，县试、府试皆名列第一，影神童”美誉。
1890 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不中落第，回乡时途经上海，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文化产生兴趣。同年秋，他结识康有为，被康有为的学折服，拜康有为为师。此后，他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协助康有为着书立，如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为改革理论做准备。
1894 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清政府因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等原因战败。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等。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各界的强烈不满和震惊。
中国近代维新改良思想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出现，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逐渐酝酿成一股社会政治思潮。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爱国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抨击封建顽固势力恪守的“祖宗成法”和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呼吁维新变法，挽救民族危亡。
粤湘举人率先上书：在中日和谈之际，国内各省举人正云集京师参加会试等待发榜。1895 年 3 月 21 日康有为探知中日和约内容后，即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联名上书。
梁启超领衔 80 余位粤中举人，谭绍裳、文俊铎、任锡纯分别领衔数十名湖南举人，率先将上书递到都察院。各省的举人也相继各自联名上书。一时间，都察院门前车马盈巷、衣冠塞途，举人们群情激愤，台湾籍举人更是垂涕而请命，吁请光绪帝拒绝批准和约。这类公车上书数量达 31 件，签名达 1555 人次，并最终通过都察院递到御前。
各省举人接连上书的举动激起了巨大声浪，康有为觉得“士气可用”，用两夜一日时间写就一万八千余字的《上京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并令自己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分头誊写，通过各种渠道通知、联络、鼓动各省举人。康有为、梁启超等策动十八行省举人 1000 多人在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连日集会，传阅“万言书”，征集上书联名。
松筠庵集会前各省举人上书，已引起主和派不满。千余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议政，欲联名上书请愿，更令主和派忌惮。主和派、军机大臣孙毓汶命心腹黄曾源走访京城各省会馆，恐吓、阻挠举人们参加联名上书。街上出现匿帖，诬蔑攻击联名上书，有举人怕受牵连，要求从“万言书”中除名。同日，孙毓汶联合总管太监李连英请太后慈禧出面，迫令光绪帝在和约上用玺。十八行省举饶联名上书递呈都察院，都察院以皇帝已批准和约为由，拒绝接收。
明确提出反对割让台湾，反对与日本议和，认为割弃台湾将离散民心，忍辱言和将加速国家败亡。
一是“下诏鼓下之气”，提请光绪帝下“罪己之诏”“明罚之诏”“求才之诏”，鼓舞下士气，共赴国难。
二是“迁都定下之本”，针对日本扬言攻北京，提出迁都长安，将两亿两赔款改充军费，誓不对日求和。
三是“练兵强下之势”，主张选将不以资格，购械宜用西洋，并准许南洋侨商组织军团，以增强抗日军事力量。
四是“变法成下之治”，指出“下诏”“迁都”“练兵”只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如成立银孝建立邮政系统、设局铸银币、准许私人兴修铁路创办工厂、设立轮船公司及开矿等“富国之法”，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养民之法”和设立学堂普及教育、改革科举设实用学科、开设报馆启迪民智、设立道学提倡孔教等“教民之法”。还提请光绪帝颁特诏，选议郎、开武英殿、议大政，实行君民共治。
“公车上书”虽未能阻止光绪帝批准和约，且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请愿未能成功，但它集会议政、聚众上书突破了清代“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在中国近代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揭开了清末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康有为主笔的《上今上皇帝书》经传阅、传抄和随后印刷刊行，其变法图强的主张广为流传，造成颇大反响，也提升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政治声望，奠定了他们在其后维新变法运动中的地位。
此次事件是中国近代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端，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等积累了经验，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
1895 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之后该报改名为《中外纪闻》。1896 年，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刊《时务报》，他撰写了《变法通议》等五十余篇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
最初由康有为、陈炽等维新派人士负责筹集经费。后来北京强学会成立，该报成为强学会机关报，得到了袁世凯等达官贵饶捐款，资金状况得以改善。
主要编译西电西报，介绍“列强政治、经济情况和清廷奏章”，也有梁启超、麦孟华等撰写的文章（未署名）。
旨在广开知识，让国人了解西方情况，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从而宣传变法的必要性，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奠定基础。
它为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知识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使更多人开始关注国际形势和国内变革的迫切性。通过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等，为维新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爱国意识和对变革的思考，为维新运动的兴起进行了思想铺垫。
该报政治倾向鲜明，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触动了封建顽固派的利益。1896 年，清政府以“惑世诬民”罪名查禁，禁止发行，导致报纸停办。
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共同筹备资金。黄遵宪凭借其外交家身份和一定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提供重要支持；汪康年利用在上海的人脉和资源助力；梁启超也积极参与经费筹备工作。
梁启超撰写了《变法通议》等五十余篇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问题。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呼吁中国进行全面改革，实现国家富强。
言论大胆新颖，所译外报开阔读者眼界。它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了维新思想，吸引了众多有志之士关注和参与维新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激发了知识分子和民众对国家命阅关注，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营造了舆论氛围。
随着影响力扩大，遭到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打压。同时，内部汪康年与梁启超产生分歧，汪康年掌握控制权后将其变为洋务派喉舌，背离维新变法宗旨，导致《时务报》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作用，最终走向衰落。
1898 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戊戌变法，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法令，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在 9 月 21 日被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镇压，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以日本横滨为基地，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等杂志。在这些刊物上，他继续鼓吹立宪保皇，反对革命，同时也传播了大量的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新民丛报》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广泛流传，许多人通过阅读该报开始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中国的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游历夏威夷、澳大利亚、北美等地，呼应海外华人广泛觉醒的政治意识，建立保皇会的全球网络，试图团结海外力量支持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通过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和思想，不断反思和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其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和素质提升对于国家变革的重要性，提出了“新民”，强调要培养具有新思想、新道德、新精神的国民，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1912 年 10 月 8 日，梁启超自日本返抵津，结束了长达 14 年的流亡生涯。回国后，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梁启超的广泛周旋下，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共和俱进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 6 各政团合并组成民主党，推汤化龙为干事长，后推梁启超为领袖。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曾一度支持袁世凯，并出任司法总长等职务。但后来他发现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便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蔡锷等人策划了护国运动。
段祺瑞执政时期，梁启超也曾加入段祺瑞政府，但随着对政治局势的失望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他逐渐对政治活动感到厌倦。
晚年的梁启超逐渐远离政治舞台，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郑他在清华大学等高校讲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着作《饮冰室合集》也在这一时期完成，系统地总结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果。
“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反对尊孔复古，讴歌民主与科学，对当时的社会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支持。
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 56 岁。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经历丰富而曲折，他始终在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探索和奋斗。
1912 年，梁启超归国，拥护袁世凯统一，并于 1913 年出任司法总长。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策动护国军反袁。段祺瑞执政时期，一度出任内阁财政总长。
袁世凯帝制运动期间，梁启超反对袁世凯，与蔡锷谋划反袁，并亲赴肇庆担任军务院督军兼政务委员长。
张勋复辟后，梁启超一度出任财政总长。1917 年 11 月，梁启超随段祺瑞内阁辞职。
梁启超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他的教育理念既强调传统的道德品质培养，又注重引导子女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鼓励子女们独立思考、自主探索。他以平等、尊重的态度与子女交流，关注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
梁启超共有 9 个子女，在他和夫人王桂荃良好的家风熏陶浸润培育下，个个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个个皆才俊”的佳话。长子梁思成是着名建筑学家，1955 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次子梁思永是着名考古学家，1950 年 8 月被任命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五子梁思礼是我国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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