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既安，欲为政而不得，康子慧而敏达，然季氏几代私欲，执掌国政，可容仲尼之身，不能容其政也。
故不在其位，失其所为，退而求之，复先圣之德，述礼乐之道。
正如颜回所言‘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此圣贤之念，若论其对错，又思其离难落魄，惟叹之，自有其所重所贵也。
孔丘退而修其学，编六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
《易》，文王之德也，盖含地变化，万象之因。
《礼》，周公之德也，安社稷、定诸侯，此周室所以兴也。
《乐》，秩序之音也，御四方之国，演王道之变。
《书》，上述尧舜之时，下涉三代之事，此谓闻前人之道，明故有之理。
《春秋》，记两百年下之大事，言礼乐存亡之象，含诸侯兴衰之理。
《诗》，歌乐之言，载诸国之风，论下之政，宋宗庙之祭，所谓志士贤者，以此舒其志，发其情，畅其所欲。
适春秋之时，下离乱，孔丘以《礼》、《乐》修身，欲存王道；以《易》养德，明变化之理；以《书》强智，知古今之更替，圣贤之衰亡。硕诗》以立言，操之以六艺。
然后可以知《春秋》，向道而行，虽孤身而力往也。至于落魄流亡，犹不能改其志。
故古之贤者，以《书》明古之更替，以《易》仰先圣之德，以《礼》、《乐》晓下之王道、秩序，以《春秋》知存亡兴衰之理，以《诗》成君子之言。
然，此孔丘之道也。
文王以德传于后世，虽五百载，离孔丘犹不远矣，此近圣也，故可以学之。
周室虽衰，然周公之制未亡也，下之诸侯亦以礼乐行之，故孔丘犹可以用礼乐，此救亡图存，不可以不试也。
三代之政，虽前后二千余载，各有迥异，然合于根本。帝、王与诸侯共治下，所用者皆贵族也。
周室东迁，诸侯纷争，此乱世之由来也。其征伐往来、兴替存亡，记于史笔，如溪如流，汇于当时，浩浩荡荡，奔涌而去。置身其中，不可不察其往来之变，欲有所为，不可不明其兴衰之理。
故所谓贤者，当知《春秋》也。
盖仲尼修身以为圣，为政得以贤，有赖于此也。
观仲尼之诸弟子，颜回仁礼而德，子骞仁孝以贤，伯牛善言正行，冉雍仁以治徳，冉求通政善行，子贡敏言善商，子路勇而好礼，宰予能言善辩，子游善文知乐，子夏经世能文。
此十者，俱学六经以修身，明理强识，立言立行，然后通其所能善也。
盖夫子之学，犹善修身也，修身然后可以成君子，通达其才，发扬其性。
然下无三百年犹善之学，亦如无三百年可行之礼，无三百年可用之法，无三百年犹盛之国，无三百年犹善之制。
似颜回、子夏之流，一受仲尼之亲传，二则近道也。
后世之儒学弟子，若从孔丘之六经，相距者愈远，所得者愈虚。
因其道之所在，过往于礼乐，当时在霸业，往后于律法。兴衰更替之理，不可一慨而论之，不可以一而惟之。
欲学六经者，当不在重于六经本身，其所尤为贵者，乃仲尼择六经之法。
以六经之法，无论处何时何地，择其近圣而仰之，在周则文王、武王、太公、周公，其功不可以不盛，其德不可以不昭，诸如管仲、展禽、李聃，虽贤能圣德，亦不可取也。非不敬之、尊之、学之，群贤之学可以采之，生民之言可以纳之，惟至上之德不可二也。
知古今之更替，明家国之往来，博而慧之，广而达之。
择文道之要，礼仪之重，学而精之，立言立行，此修身之为重也。
立于当时，明过往之事理，察下之明暗，然后可以为。
然自三皇以降，华夏文明历经五千余载，与今时愈近，六经之法则愈加艰难。
盖需明悟之事理何其繁多也，需修习之技艺何其繁重也。
虽有仲尼之才，超凡脱俗，亦不能全善也。
人之精力有穷也，下之事理似无穷也，此至圣之道，在修身。
自仲尼之后，修六经者不计其数，然，得而圣之者，未可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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