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马港的货轮甲板上，林远正将一份《引种美洲杂粮疏》仔细折好，塞进装玉米种子的陶罐夹层。疏文里详细列着安第斯山脉的玉米、红薯、马铃薯如何耐贫瘠、产量高，甚至附上了印第安农人绘制的亩产图——用玉米粒拼出“亩产三石”的字样，一目了然。“这些种子能不能在大明扎根，先得过了朝廷这关。”他对农科院的技师，指尖划过陶罐上的防潮铜箍，这是特意从澳洲运来的，确保疏文和种子能完好抵达京师。
将美洲作物引入大明的念头，早在秘鲁矿场就已萌芽。看着印第安人用玉米粉做的饼子支撑着繁重的采矿劳作，看着红薯和马铃薯在石缝里都能结出丰硕的块茎，林远当即拟了首封奏报，托最快的邮船送往京师。奏报里没提银矿利润，只着重写了“一亩产薯二十石，可抵稻麦五石”“玉米不择地，山地荒原皆可种”，末尾附上自己画的作物图，生怕户部官员想象不出这些“域外杂粮”的模样。
三个月后，朝廷的批复随着补给船抵达：万历皇帝朱批“可试种”，户部则发来咨文，允许在南北两京、山东、河南等地划拨“试验田”，但强调“不得挤占粮田，不得扰民”。最让林远振奋的是，皇帝特批了“引种专款”，虽数额不多，却意味着这事从“地方尝试”变成了“朝廷支持”。“北境修铁路要奏请，引种作物更得循规矩，”他拿着咨文对技师们，“朝廷点头了，咱们的种子才算有了‘路引’。”
种子的跨洋运输成了场精密的工程。格物司按户部咨文里的“防潮、防蛀、恒温”要求，特制了三层密封陶罐：内层装种子，中层填着北境的干燥艾草，外层裹着澳洲的橡胶防水布。红薯和马铃薯更娇气，用透气的麻布袋装着，每袋都放着块“湿度指示牌”（格物司新制，遇潮会变色）。技师们轮班记录舱内温度，每日用蒸汽调节器微调，确保和大明江南的春温一致。“这哪是运种子，是捧着圣旨赶路呢。”老技师打趣道，却半点不敢懈怠——咨文里写得明白，损耗超三成要追责。
试种的选址严格按朝廷划定的范围。江南的松江府划拨了五十亩河滩地（不占粮田）试种红薯，北境的宣化府用军屯的边角地试种马铃薯，西南的云南府则在山地开辟玉米试验田。每个试验田都竖着“奉旨试种”的木牌，旁边盖着“农科所”的木屋，里面住着从秘鲁请来的印第安农人，还有户部派来的“监种官”，每日记录生长情况，按月呈报京师。云南的山民起初围观不敢碰，直到看到监种官亲自动手挖坑，才敢上前搭话：“这圆疙瘩（指马铃薯）真能当粮食？”
推广政策由户部主导，林远只做“技术支持”。朝廷出台的“试种条例”写得清楚：农户自愿试种者，由官府免费提供种子，收获后只需按三成缴纳“试验粮”，余粮归己；若遇歉收，可免缴。松江府的农户算了笔账：河滩地种水稻亩产不足一石，种红薯竟收了十五石，缴完三成还剩十石，比种粮划算多了，纷纷求着扩大种植。户部很快下文：“凡试种成效显着者，可获‘杂粮户’称号，优先领用新式农具。”
西班牙让知朝廷如此重视“杂粮”，起初嗤笑“大明缺粮缺疯了”，直到看到秘鲁的玉米种子经大明商船转销到吕宋、安南，利润稳定且无风险，才托人找林远情：“愿以马尼拉的荒地换改良种。”林远按“需报户部核准”的规矩回绝，却把西班牙饶请求写进了《引种续报》，建议朝廷“以种换地，拓展南洋粮源”。不久后收到批复：“可，着礼部与西班牙东印度公司议。”
这日，林远在松江府的试验田收到京师传来的邸报：户部已将美洲作物纳入《荒年备荒策》，下令在全国各州县的“常平仓”旁开辟“杂粮储备仓”。田埂上，印第安农人正和大明农夫比划着如何给玉米授粉，监种官在一旁记录，蒸汽灌溉机正将河水抽到红薯地里，铁制的水管在阳光下闪着光——那是用秘鲁铜造的。
夕阳下，试种的玉米穗子沉甸甸地垂着，红薯藤蔓爬满了河滩，马铃薯的白花在风中摇曳。林远捧着新收获的玉米，突然想起印第安老族长送的“作物迁徙图”，如今可以在上面添上一笔了：从安第斯山到大明田畴，这些种子走过的路，和铁轨、电报线一样长，却比它们更能扎根。就像朝廷的批复从“可试种”到“入备荒策”，信任的建立从来都靠实打实的收获，而非空泛的承诺。
返航的货轮上，除了给朝廷的“杂粮贡品”，还多了几箱江南的稻种。林远在给户部的《回赠疏》里写道：“美洲作物在大明结果，愿大明稻种在秘鲁生根，使四海之内，皆有饱食之乐。”疏文末尾，他画了个的算盘，算的不是银矿的利润，是一亩地能多收多少粮食——那才是朝廷最看重的“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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