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七，健锐营演武场的校军场上，铅灰色的鸟枪在春阳下泛着冷光。十六岁的新丁扣动扳机，枪管却发出“咔嗒”空响，子弹卡在内膛纹丝不动。嘉庆帝望着场中十之三卡壳的鸟枪，忽然想起前世在博物馆看见的“鸦片战争英军步枪”——同样的火绳枪，清军的卡壳率竟高出两倍。
“皇上，枪管内径公差太大，”管带富察承泰跪地禀报，手按剑柄的指节泛白，“匠人打制时全凭手感，尺寸不一。”他没敢，这些鸟枪还是和珅当政时低价采购的次品。
陈阿福蹲在地上，用自制的铜制量规测量枪管：“内径差半分，弹丸自然难入。”他忽然抬头，望向观礼台上的嘉庆帝，袖口的“匠人甲等”徽记随动作闪过，“人父亲曾在广州十三行见过红夷枪管，内壁刻着螺旋纹，射程远且少卡壳。”
嘉庆帝心中一动，前世学过的“膛线”知识浮现。他强压兴奋，指着陈阿福手中的量规：“你能制出统一尺寸的枪管？”
“需《工开物·锤锻》里的兵器规制，”陈阿福的声音低下来，“父亲临终前，那本书里记着‘枪管五十四分，弹丸五十二分’的铁律，可惜咱家的抄本在火灾中烧了……”
演武场的风掀起校旗，嘉庆帝望着远处练习骑射的旗兵，他们的箭术依旧精湛，却在火器时代落了后。“富察管带，”他忽然道，“从今日起，健锐营火器训练暂停，先查清楚每杆鸟枪的尺寸、制枪匠人、采购年份——数据房会制《兵器造册表》，缺一项，便拿你是问。”
富察承泰叩头时，看见皇帝眼中的锐意。这不是寻常的整军备武，而是要将兵器制造纳入数据监管。当陈阿福被召至御前，嘉庆帝从袖中掏出半幅残卷——正是查抄和珅冶铁坊所得的《工开物·锤锻》片段，上面“枪管尺寸”的字迹虽模糊，却足以让匠人眼睛发亮。
“拿回去仔细参详，”嘉庆帝压低声音，“若能复原规制，匠人学堂任你挑徒弟——包括旗人子弟。”他知道，打破“旗人不事百工”的祖制，需用技术魅力而非政令强迫。
当夜，陈阿福在数据房的烛光下比对残卷，忽然发现父亲临终前念叨的“五十四分”，正是枪管内径的标准。他想起父亲被洋商轮船撞翻的渔船，想起自己在冶铁坊看见的活塞式鼓风炉，忽然明白：皇帝要的不是修补兵器，而是建立整套标准化的军工体系。
“陈师傅，这是直隶匠人分布图，”李煌递上图表，“河间府有三位老枪匠，善制火绳机簧。”他指着图上的红点，“数据房算过，集中匠人按统一规制打制，卡壳率能降六成。”
陈阿福的手在图上停顿，目光落在“匠人积分制”条款上：制枪合格一支记五分，可换冶铁坊身股。“李大人，”他忽然道，“能否在枪管刻上匠人名号？就像官窑瓷器的款识——打不好，匠人丢的不是积分，是脸面。”
嘉庆帝听闻此议，击节叫好：“好个‘匠人款识’！”他提笔在《兵器标准化条例》上批注，“每杆枪刻匠人编号、打制日期，若卡壳超三成，匠人罚俸；若命中率增五成，赏银百两。”这分明是后世的“质量追溯”制度，却用匠人荣誉与利益双驱动。
三日后，健锐营演武场再现。陈阿福改良的首批五十杆鸟枪排列整齐，枪管内壁的螺旋纹在阳光下泛着微光。新丁扣动扳机，铅弹呼啸着穿透三十步外的靶心——卡壳率从十之三降至十之一。
嘉庆帝摸着枪托上的“陈”字款识，对富察承泰：“下月起，绿营也按此规制换枪，匠人从迁垦旗人中选——他们的子孙，不该只握鸟笼，该握能护国的枪。”他没的是，前世的八旗正是因武器落后，在八里桥之战中惨败。
黄昏，陈阿福站在冶铁坊前，看着新制的枪管模具。父亲的遗像在火光中若隐若现，他忽然明白，皇帝要的不是某件兵器的改良，而是让每个匠人都成为数据治世的一环——就像算盘上的每颗珠子，看似微，却能撑起整个算盘。
这一晚，数据房的吏员们在《兵器改良日志》上记下：“枪管内径统一为五十四分，弹丸五十二分，卡壳率降七成。”嘉庆帝望着窗外的星空，想起前世的“工业标准化”理论，忽然轻笑——当每杆枪的尺寸都刻在算筹上，当每个匠人都明白“数据即脸面”，大清的兵器，终将从“凭手副走向“凭算盘”。
健锐营的灯火次第亮起，新枪的金属光泽映着匠人短辫上的护辫布。陈阿福摸着腰间的“兵器匠人”腰牌，上面的火漆印比任何官印都重——他知道，自己正在参与的，是一场用算盘与匠心铸造的军制革命，而这场革命的起点，正是那半幅残卷上的几个模糊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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