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前夜的风灌进养老院的走廊，晾着的棉鞋在风里晃荡，鞋跟的线头像没完的谎话。
我在储物柜最深处翻出铁皮箱，里面装满儿子们的旧信。
刘强大学时的信最多，开头总“妈别省，多吃点好的”，信纸底下却画着皱巴巴的存钱罐——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我吃凉馒头时画的，旁边还写着“等我赚钱给妈买肉”。
伟当兵时的信少，字像豆腐块，却在每封信末尾画个笑脸，“等退伍就接爸妈住大房子”，后来用退伍费给张芳买了金镯子，却让我们住在养老院的双人间。
老王戴着老花镜看信，手指划过“江城大学”的邮戳：“那年你送他去火车站，回来路上把棉鞋走丢了，光脚在雪地里走了二里地。”
信纸发出沙沙的响，像当年磨豆子的石磨。
窗外的风把晾着的棉鞋吹到地上，鞋跟的补丁沾满灰尘，那是用刘强的校服、伟的秋裤和老王的白衬衫拼的，针脚越密，心越空。
李梅突然来了，没带水果篮，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妈，您看这是什么？”
她抖出件姜黄色毛衣，袖口处我漏织的线头早被剪掉了，“张芳这是您去年给她织的，现在她把毛衣卖了，换了三百块给伟买烟。”
毛衣上还沾着樟脑味，让我想起去年冬，张芳来养老院，“伟失业了，需要点钱周转”，却转身用我们给的五千块买了新羽绒服。
李梅跟着蹲下来翻旧信，突然抽出张泛黄的纸：“哟，这不是刘强第一次工资条？”
1998年的工资条上，三百块的数字被红笔圈了又圈，“您瞧瞧，当年儿子多孝顺，现在不过是想借点钱，怎么就成仇人了？”
她的指甲划过“孝顺”两个字，像在豆腐上划刀，明明没用力，却让人心生疼。
夜里我对着台灯看那些旧信，刘强的字迹从稚嫩到工整，伟的笑脸从歪扭到整齐，可现在他们的电话，一个“梅梅跟人吵架了”，一个“孩子学费不够”，却再也不提“接爸妈住大房子”。
老王在旁边咳，“把信收起来吧，别冻着”，我摸着信纸泛黄的边缘，突然想起1997年冬夜，两个儿子挤在豆腐摊的塑料布下，抢着喝热豆浆，那时的棉鞋虽然破，却暖着两个孩子的脚，而现在的棉鞋，补了又补，却暖不了儿子们的心。
秋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铁皮箱的盖子“哐当”响。
我心翼翼地把工资条夹进泛黄的信笺里，指尖抚过用红笔重重圈住的那三百块钱。
台灯昏黄的光晕下，那抹醒目的红色泛着细碎的微光，恍惚间竟与记忆深处某个清晨重叠——那时我们推着木轮车走街串巷卖豆腐，晨光斜斜地洒在木桶里，豆浆表面凝结的豆皮微微颤动，薄如蝉翼，轻轻一揭，便裹住了整座城市未醒时的温热。
那时的日子虽清贫，却总带着股热气腾腾的盼头。
我们会把卖豆腐的零钱仔细码在铁皮盒里，每存够一笔，就用蓝布帕子包好藏在箱底。
可不知从何时起，生活的秋风越刮越急，吹散了豆腐摊前的吆喝声，也吹散了一家人围坐吃热豆腐的欢声笑语。
如今，只剩旧信里褪色的字迹，固执地守着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窗外，枯叶打着旋儿飘落，月光爬上工资条上冰冷的数字。
三百块，不过是都市里最普通的一笔支出，却承载着我对往昔最温柔的眷恋。
那层裹着豆腐香的暖，终究敌不过岁月的风，可每当我翻开这封信，记忆里的晨光便会重新漫上来，让我在寒夜里，依然能触摸到那份最初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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