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的北京，寒风像刀子似的刮过胡同。
我拖着瘸腿走下火车时，北京站的大钟正敲着般，钟声沉闷，跟我离开时一样，却让我觉得陌生。
妈站在胡同口的老槐树下，头发上落着雪花，远远看见我走路一高一低的样子，她腿一软就蹲在地上哭了，眼泪砸在结冰的地面上，碎成一片片。
我走到她跟前，想喊“妈”，嗓子却像被冻住了，只能伸出手，扶着她颤抖的肩膀。
家里的土房还是老样子，房顶的瓦松被雪覆盖，像戴了顶白帽子。
妈摸着我膝盖上的疤，那疤在棉裤下凸成一块硬疙瘩，她的眼泪掉在补丁摞补丁的裤管上，晕开一片深色。
“活着回来就好，活着就好……”她反复念叨着，手指在疤痕上轻轻摩挲，仿佛想把那些疼痛都抹平。
爹坐在炕头吧嗒旱烟，烟圈遮住了他的脸，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听见他闷声：“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烟袋锅敲在炕沿上，发出“当当”的声响，像敲在我心上。
回城后找工作比我想的更难。
我揣着介绍信跑了好几家工厂，人家一看我瘸着腿，头就摇得像拨浪鼓。
有次在街道办，戴眼镜的干部翻着我的档案，：“陈啊，不是我们不帮你，你这腿……干不了重活儿，车间里都是机器，怕你不方便。”
他的语气客气，眼神却透着疏离，我攥着介绍信的手慢慢收紧，纸角被捏得发皱。
后来经人介绍，去了建筑工地搅水泥。
搅拌机“轰隆轰隆”响，每次开机都震得地面发颤，灰尘漫飞舞，没多久我就成了个“灰人”。
下班时吐口痰都是黑的，嗓子眼儿里像堵了层沙子。
工头看我干活实在，话不多，就总把拌砂浆的活儿交给我。
那活儿需要力气，我得用瘸腿顶住拌料桶，再用铁锹使劲翻搅，一下来，腰累得直不起来，晚上躺在大通铺上，腿上的旧疤隐隐作痛。
夜里我常窝在煤油灯下翻那本从知青点带回来的《三国》，书页磨得破了边，关羽刮骨疗毒的章节被我翻得卷了角。
看到关公面不改色地喝酒下棋，我就摸摸腿上的疤，觉得自己这点疼也算不了什么。
有次工友凑过来看，笑着：“陈默，你还看这呢？能当饭吃？”
我没话，只是把书合上，心里却想着，有些苦是得自己咽下去的，就像书里的关二爷，疼也得忍着。
邻居张婶看我老大不了，总念叨着给我媳妇。
“陈默啊，你都二十七了，不能总单着啊。”她坐在院门口择菜，看着我一瘸一拐地提水，就叹气。
有次她真给我介绍了个姑娘，在副食品店当售货员。
见面时在胡同口的茶馆，姑娘穿着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整齐，可她瞅着我走路的样子，眼神里的嫌弃藏都藏不住。
没几句话，她就“家里还有事”，匆匆走了。
我坐在茶馆里，喝着寡淡的茶水，看着窗外的煤烟，忽然觉得这北京的冬，真冷。
有次在工地，搅拌机突然失控，轰鸣声震耳欲聋。
我下意识就乒在地，像在梁家坳听见哨子时那样。
工友们笑我“吓破哩”，只有我知道，那是刻在骨头里的反应。
黄土坡的日头、稻田的血水、卫生所的土霉素味，还有腿上的疤，都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夜里摸铅字模子时，“人”字硌着掌心，我想起李蹲在田里哭的样子，想起队长的“城里娃娇气”，忽然明白，有些荒坡不是长不出庄稼，是压根没人在乎你能不能活。
北京的煤烟浓得化不开，呛得人想掉眼泪，可我知道，就算瘸着腿，也得在这城里活下去，像老槐树下的野草，扎根在这青石板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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