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末帝，名讳为瑱，最初名为友贞，即位后改名为锽，至贞明年间，又改为瑱。他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血脉中流淌着皇族的尊贵，其母为元贞皇后张氏，为他赋予了无尽的荣耀与期望。
唐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九月十二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东京城内，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宁静，朱瑱便是在这金秋时节，带着命的预兆，降临到了这个纷扰的世间。他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容貌俊美，如同画中走出的仙人，性格沉稳厚重，少言寡语，却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他对儒士的喜好，更是为他日后的统治生涯埋下了伏笔，使得他在权谋与智慧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
时光荏苒，转眼间，朱瑱已长成了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唐光化三年（公元899年），他凭借自己的才华与背景，被授予了河南府参军的职位，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他逐步走向权力巅峰的第一步。太祖受禅让建立新朝后，对他寄予厚望，封他为均王，更将新设立的兴军这一最亲近的护卫力量交到了他的手中，任命他为左兴军使。这份信任，无疑是对他能力的极大肯定，也是他日后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重要基石。
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夏，朱瑱的政治地位再次得到了提升，他进位为检校司空，仍然担任着兴军使的重任，并兼任了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一要职。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而是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的王爷。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挑战与危机，朱瑱深知这一点，因此他更加谨慎地处理着每一件事情，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他就这样平稳地走下去。乾化二年（公元912年）六月二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打破了所有的宁静。庶人友珪，这个曾经被太祖视为亲信的人，竟然发动了叛乱，弑杀了太祖，并伪造了太祖的诏书，派遣供奉官丁昭溥急速赶往东京，密令朱瑱杀害博王友文。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朱瑱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他既不愿成为友珪的帮凶，又无法直接反抗友珪的权威。然而，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展现出了超乎常饶智慧与勇气。
友珪即位后，为了安抚朱瑱，任命他为东京留守，兼任开封府尹和检校司徒。然而，友珪的篡逆行为，使得众情并不归附。朱瑱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并没有因为友珪的封赏而放松警惕。相反，他更加积极地寻找着反抗友珪的机会。
恰逢赵岩来到东京，朱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私下宴请赵岩，并谈及国家大事。在宴席上，朱瑱以诚意与赵岩谋划，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推翻友珪、恢复太祖正统的道路。赵岩听后，沉思片刻，然后缓缓道：“这件事易如反掌，成败关键在于招讨使杨令公。只要能得到他的一句话告知禁军，事情就能立刻办成。”赵岩的话，让朱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知道，只要能够争取到杨令公的支持，那么推翻友珪就有了一半的成功。
当时赵岩掌管禁军，他回到洛阳后，便将密谋告知了侍卫亲军袁象先。袁象先听后，立刻表示支持朱瑱的行动。有了袁象先的支持，朱瑱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他知道，现在只需要再争取到师厚的支持，那么推翻友珪的行动就指日可待了。
于是，朱瑱派遣心腹马慎交到魏州去见师厚。马慎交是燕地人，一向有胆识和口才，他深知师厚在军中的威望与影响力，因此他此行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见到师厚后，马慎交开门见山地道：“郢王杀害君王和父亲，篡夺了大位，在宫中荒淫无度，无所不为。洛下的人心已经离散，东京则是众望所归。您如果能趁机促成此事，就有辅佐立功的功勋和讨伐逆贼的成效。”师厚听后，沉默不语，显然在权衡着利弊。
马慎交见状，继续道：“您和郢王之间，君臣的名分虽然已经确定，但是如果无缘无故地改变主意，人们会怎么您呢？可是，郢王以子弑父，这是元凶。均王既是您的君王又是您的亲人，他名正言顺，仗义而校如果他一旦事成，您又该如何自处呢？”师厚听后，心中一震，他深知马慎交所言非虚。如果他继续支持友珪，那么一旦朱瑱事成，他必将面临灭顶之灾。而如果他现在转而支持朱瑱，那么他不仅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地位，还可以立下辅佐立功的功勋。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师厚终于做出了决定。他惊讶地：“我差点误了大事！”于是，他立刻派遣校王舜贤到洛阳，与赵岩、袁象先密谋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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