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行省沈阳府。
辽金时期这里原本属于沈州，因为在沈水之北，到了本朝就被改名为沈阳府，随着朝廷对东北人口的调整，沈阳府与辽阳府一样，也渐渐发展了起来。
沈阳府相比内地府县，仍旧算得上是地广人稀，故而百姓多种植高粱，并就此形成了高粱酿酒的规模化产业。
这个技术是良酿署提供的，良酿署属于皇室所有，许贯忠曾经与王伦争论数次，想要将良酿署收归户部所有，王伦只是不许。
因为良酿署有个权力，那就是发放下酒傕。本朝制度，百姓家中自酿的酒水，只要不拿到集市售卖，用来自饮，朝廷是不管的。
一旦出现在集市上售卖，就必须要有官府发放的酒傕，也就是酿酒许可，这个酒傕也不算贵，大致与前宋保持了一致，只是废除了附加其上的诸多杂税。
前宋的国家财政收入当中，田赋最高，盐税其次，排第三的就是酒税，除了官府售卖酿酒许可之外，附加在酒水售卖这一行为上的杂税就有十余种。
不过随着本朝的改革，盐税降了下来，酒税也不算高，二者相加大致在朝廷各项赋税的前十。
良酿署靠着每年售卖的酒傕，收入在五百万贯左右的规模，而前宋历年最高酒税收入则达到了夸张的一千三百万余贯，占到了全国税收的二成。
本朝酒傕收入下降，主要是朝廷将酒水分为两大类：纯粮食酒以及果酒，果酒的酒傕价格很低，承包了山林的百姓们酿制果酒的限制也不多，所以下各地的果酒就迅速流行了起来。
这也是王伦为了让民间百姓多存粮食的一个手段，禁酒令肯定是无法推动的，那么对粮食酒征收高税，对果酒征收低税，民间的流行自然就会发生改变的。
不过在东北二行省，朝廷发放的酒傕价格并没有内地府县那么高，辽东、吉林毕竟地广人稀，谷物种植多为粗放式的，靠着黑土地，产出也不错，已经保证了基本的自给自足。
朝廷也并未将东北视为粮仓，以这个时代的交通运输条件，东北粮食运往内地，还不如朝廷从东南诸藩属国购买大米来得划算。
所以经由良酿署的推广，东北二行省的高粱酒产业就此发展了起来，主要销售往漠南漠北地区以及北方诸行省。
可以一个大致的经济循环就这么建立了起来：朝廷号召草原牧民跟随汉军向西域抢劫，一应缴获牛羊布匹粮食钱财等，被牧民们托军驿送回草原，朝廷再通过酒、盐、糖、铁锅等商品，消化掉一部分草原百姓获得的战利分红。
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之中，沈阳府由于沈水的便利，就抢占了酒类商品的很大份额。
“好消息！”
沈阳府户曹下属的一名吏，主持了一次本府酿酒作坊的会议，通报了一条好消息：朝廷已经拿下了日本九州岛的酒水贸易，组织购买一批高粱酒卖给倭人。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沈阳府靠近平卢港，虽然是内陆府，但是在官府的协调下，沈阳府在平卢港投资了一笔钱，便多了一个码头的使用权。
“咱们沈阳府拿下了三万石的额度…”主持会议的户曹吏话音刚落，会场就响起了一片失望的声音，三万石高粱酒，在沈阳府当真算不得多，一个大作坊就能吃下去。
“莫急，莫急！”吏笑嘻嘻地：“倭人喜欢吃清酒，何为清酒？便是纯酒兑水，三万石纯酒，那就是八万石清酒，这还是第一批！”
一听“清酒”，与会的作坊领事都笑了起来，因为他们都想起了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朝廷吞并高丽王国为朝鲜行省后，朝鲜行省内的一个产业就彻底消失了，那就是酿酒业。
由于高丽的酿酒工艺一般、粮食产量有限，所以高丽人就学着中原的酿酒工艺，进行霖方特色的改进，在粮食酒中兑水，饮起来寡淡得很，被高丽人装模作样地称为“清酒”。
前宋由于不能占据辽东，高丽商人便成为二道贩子，从中原进口各种商品卖到日本去，于是一些高丽特产也传入日本，其中就包括“清酒”。
朝廷对内地行省、府县的酒水售卖相对严格，但是却不禁止酒水外卖，也就是卖到草原、卖到吐蕃、卖到西域、卖到东南，朝廷对此是持鼓励态度的。
王伦觉得，在没有彻底完成编户齐民之前，周边异族酗酒也不算是坏事，也就是他找不到鸦片，否则他是一定会卖到日本去的。
事实上王伦还干了一件事，他让安道全私下里帮忙收集有关“五石散”的配方，把安道全吓了一跳。自曹魏时期出现五石散后，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们便流行服散，一直持续到唐太宗时期。
“药王”孙思邈批判五石散，随着唐太宗时期华夏整体风貌转为积极，五石散就彻底绝迹了。
当初王伦支持道教在漠南传教时，安道全就非常担心，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往往要追求长生，要服用丹药，安道全生怕王伦也会就此步入后尘。
但好在王伦从未寻道士炼丹，这让安道全也渐渐放下心来。得知王伦居然打听“五石散”，安道全顾不得许多，耐心劝谏，表示皇帝陛下若要服散，臣不但不奉诏，还要与下官民一起进谏。
王伦只得解释，这不是我要服用，我打算让倭人贵族们服用，让他们有了瘾，朝廷岂不是更好对付么？
安道全这才松了一口气，当即表示，只要皇帝保证不服散，我就可以联合太医署的太医们以及道士们一起研究，保证成瘾，让服用者欲仙欲死，而且这玩意儿还可以卖到国外，当作一种高端产品！
这就是王伦与安道全商议后针对日本的一个计划，五石散配高粱酒，简直是人间绝配啊！
秦桧前往日本，还有一个不可告饶秘密，那就是将安道全组织人手研发的“五石散”在日本贵族当中传播流行出去。
对于道德底线极其灵活的秦桧而言，他根本不会为矗上任何心理负担，皇帝陛下交代的事情，他认真完成，以皇帝知人善任、顾念旧情的性格，必然也不会拿这件事作什么文章的。
沈阳府的酿酒商人们，就这么兴高采烈地配合着朝廷，开始了对日本贵族“投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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