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延安，踏上北上的路，我的脚步缓慢却坚定。
从黄土高原的深处继续前行，我来到了中国北方的另一座边塞重城——榆林。
这是一座被风雕刻过的城剩风，从沙漠吹来，从戈壁吹来，从漫长的长城那头呼啸而至。榆林人不怕风，他们习惯了让生活在风中长出筋骨。
这里是长城的咽喉，是秦晋与内蒙古交汇的骨节，是农与牧、北与症中与原的交错地。
榆林的地名像一张粗布织就的地图——镇北台、红石峡、无定河、米脂女、佳县鼓、绥德书。每一个名字都带着沙尘味，也藏着岁月的密语。
我来，是为了触碰那种“站在风里也不眨眼”的精神。
一、镇北台：风里修出的历史肌肉
我第一站，是镇北台。
据，这是明长城最宏伟的墩台之一，三十米高的台体，如一尊土黄色的石雕，静默矗立在榆阳区的风口处。
我爬上镇北台时，风大得几乎要把我的帽子卷走。我蹲在台顶角落，听风从台砖缝隙中呼啸而过，仿佛在讲千军万马的过往。
有个老人也在台上，他是当地义务讲解员，靠着墙、戴着老棉帽。
他：“你听见了吗？这风，不是吹你，是让你记住。”
我问：“记住什么？”
他答：“记住曾经有人在这儿冻得发抖，也要守着边，哪怕没人告诉他们值不值。”
我写下：
“榆林的墙，不只是城防，
是边地之上的人骨头；
她不是历史遗址，
是一个民族的硬气所在。”
二、红石峡：石缝间的信仰与书写
第二，我转向南边，来到了红石峡。
峡谷不大，却深沉。红褐色的石壁上刻满了题词、诗文、年号、官名。从明代至清末，每一寸石面都写着一段故事。
我沿着峡谷径走，阳光从石缝间洒下，一线线落在字上，仿佛点亮了那些已经沉睡的声音。
在一块清代石碑前，我遇到一位中学生，正在临摹碑文。
他他是绥德人，学校组织来写生。他边描边念：“风生峡内，笔落石间。”
我问：“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
他：“不记得了，但老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写’。”
我写下：
“榆林的字，不求传世，
但愿刻进石头、穿进风里；
她的峡，不靠奇险出名，
却每一步都踏实着朝代的脚印。”
三、无定河边：沙水交界的民族边缘感
我走向榆林北界的无定河。
这条河名唤“无定”，实则四季波动不休。有时河水盈盈，有时沙压成岸，像极了这里的历史：常变、不绝。
河岸边，有牧民赶着羊群过河。几只羊挣扎着不愿下水，被主人抱着挨个送过对岸。
我坐在岸边，与牧民攀谈。他是蒙古族后裔，着一口夹杂着汉语和蒙语的方言。
我问：“你觉得这条河重要吗？”
他：“它要走了，风就来；它不走，人心就定。”
我听懂了。他的不是水，是一种边境民族的生活节奏。
我写下：
“榆林的水，不温柔，
却分清了牧与农，边与中；
她的河，能驯羊，也能载兵，
是沙漠的缝，是草原的线。”
四、米脂与佳县：女儿的故事与鼓声里的乡愁
我南下至米脂。
这座城因“米脂女”而着名——传中的聪慧、贤良、美丽、刚强。村头墙上还写着“米脂婆姨赛貂蝉”，虽是俗语，却透出一种自信的骨福
我走进一位老人开的手工作坊，那里正在制作传统布鞋。他的孙女正用竹针缝布，眼神沉静、动作利落。
我问她：“你想离开米脂吗？”
她头也不抬：“不走。走了谁来缝奶奶的布底？”
从米脂往东，我又到了佳县。
那一夜我正好赶上黄河岸边的“佳县鼓会”，满村都是鼓点，年轻人赤膊上阵，汗如雨下。
有位老妇人倚在窗前，看着儿孙打鼓，轻轻对我：“鼓打出去的是声，回来的，是心。”
我写下：
“榆林的女，不靠美貌赢口碑，
是把生活缝进布里的人；
她的鼓，不为庆典，
是寒夜里把自己叫醒的方式。”
五、绥德书馆与黄土崖畔：一页页翻动的在地文化
最后一站，我抵达绥德。
这是一座安静、内敛的陕北老县，有自己的书馆、自己的书人、自己的黄土地。
我参加了一场型的陕北书会。老人们围坐在一处大炕上，轮流段子、讲古事，有时配二胡，有时光靠嗓子。
一个老艺人问我：“你从哪儿来？”
我答：“全国各地。”
他：“那你记住，别管走多远，记得这话——‘风刮三尺，不乱正骨；沙埋半身，心还坐正’。”
我写下：
“榆林的书，不藏在城里，
藏在炕上、腰里、干粮袋里；
她不怕忘，
因为人还在讲。”
塞北落笔·地图起笔·吕梁在望
五日榆林，我穿越了长城与沙漠的交界，看见了一座城市如何把风沙变为脊梁，把沉默变为回声。
榆林，不甜，也不烈。
她的风不温柔，却使人站直。
她的城不喧哗，却写满了守望的本色。
我摊开《地球交响曲》的地图，在陕北边缘、毛乌素沙地南缘、古长城尽头处郑重落笔：
“第227章·榆林：沙不压骨，风自有声。”
下一站，是吕梁。
我要翻过黄河，进入山西的脊梁地带，去看太行西边如何藏着另一种中国的倔强与苍茫。
我收好风吹来的土布和米脂那双针线缝制的布鞋，轻声：
“塞风送别，山路相迎——吕梁，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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