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丁未年）
春的时候，吴国解烦督胡综和鄱阳太守周鲂去攻打彭绮，把他活捉了。一开始，彭绮宣称自己发动义兵，是为魏国讨伐吴国，大家都觉得可以趁机攻打吴国，肯定能有收获。皇帝就问中书令太原人孙资，孙资：“鄱阳的那些宗族之人，前前后后有好多次举义的，但他们人少，谋划又浅，很快就散伙了。以前文皇帝曾悄悄分析过贼寇的形势，在洞浦杀了上万人，缴获上千条船，可没几，那些船和人又聚集起来了。江陵被围困了一个月，孙权只派了一千多士兵守东门，但他的地盘并没有崩溃瓦解，这就证明人家内部有法令约束，上下团结。这么看来彭绮，恐怕也成不了孙权的心腹大患。”果然，彭绮最后失败灭亡了。
二月，在邺城为文昭皇后修建寝园。王朗去看园陵，发现老百姓大多贫困，可皇帝却在忙着修建宫室，王朗就上疏劝谏：“以前大禹想拯救下的大灾大难，所以先把自己的宫室建得很简陋，衣食也很节俭；勾践想扩大御儿的疆土，也约束自己和家人，节省家用来治理国家；汉朝的文帝、景帝想弘扬祖宗的基业，所以放弃修建价值百金的高台，穿着粗糙的衣服彰显节俭；霍去病只是个中等才能的将领，还因为匈奴没消灭，就不修建府邸。这明顾念远方的人会忽略近处，处理外事的人会简化内部事务。现在建始殿前面，足够用来举行朝会；崇华殿后面，足够用来安排内官；华林园、渊池，足够用来游玩设宴。要是先建成宫门外的阙楼，修好城池，其他的都等丰收年再，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抓好军事训练，那百姓富足，兵力强盛，敌人也就臣服了。”
三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率领各路大军向北进驻汉中，让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领丞相府留守事务。出发前，诸葛亮上疏：“先帝开创大业还没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如今下三分，益州地区疲惫不堪，这实在是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不过，宫廷里侍奉守卫的大臣们在国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们在外面舍生忘死，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答给陛下您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听取意见，来发扬光大先帝遗留的美德，振奋有志向的饶士气；不应该随便看轻自己，话不恰当，从而堵塞了忠诚进谏的道路。
“宫廷和丞相府，都是一个整体，奖惩功过、好坏，不应该有不同标准。如果有做坏事违法纪的，以及尽忠做好事的，都应该交给有关部门评判应得的刑罚或奖赏，来显示陛下您公平清明的治理，不应该偏袒私情，让宫廷内外执法不同。侍症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志向和心思忠诚纯正，所以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您。我认为宫廷里的事，无论大，都先问问他们，然后再施行，一定能弥补缺失疏漏，有很多好处。将军向宠，性格品行善良公正，精通军事，以前试用过，先帝称赞他有能力，所以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里的事，都问问他，一定能让军队和睦，才能高低的人都得到合适安排。亲近贤臣，疏远人，这是西汉兴隆的原因；亲近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不对桓帝、灵帝感到叹息痛心的。侍症尚书、长史、参军，这些都是正直善良、能为国家效死的大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个平民，在南阳亲自耕种，只想在乱世中保全性命，不谋求在诸侯中扬名做官。先帝不因为我身份低微、见识短浅，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中来拜访我，向我询问当时的下大事；我因此十分感动，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兵败，在战事失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在危机患难之间我奉命出使，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做事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日夜担忧叹息，只怕先帝的托付不能实现，从而损伤先帝的英明。所以我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充足，应当激励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能竭尽我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复兴汉室，回到旧都洛阳，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权衡事情的利弊得失，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责任了。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兴复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治我的罪，来告慰先帝的在之灵；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饶怠慢，来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谋划，询问治国的好方法，明察并采纳正确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我承受您的恩情，感激不尽，现在就要远离陛下了，面对奏表泪水直流，不知道了些什么。”于是出发，驻军在沔水北岸的阳平石马。
诸葛亮征召广汉太守姚伷做自己的属官，姚伷推荐了很多文臣武将，诸葛亮称赞他：“对国家忠诚有益的事，没有比推荐人才更大的了，推荐人才的人，要各自追求自己崇尚的东西。现在姚伷能刚柔并用，来扩大文臣武将的任用范围，可以是见识广博、品行高雅了。希望各位属官都以这件事为榜样，不辜负我的期望。”
皇帝听诸葛亮在汉中，就想派大军去攻打他，询问散骑常侍孙资。孙资：“以前武皇帝征讨南郑，拿下张鲁，在阳平那次战役，很危险才取得胜利，后来又亲自去救出夏侯渊的军队，还多次‘南郑简直就是然的牢狱，斜谷道那五百里就像石头洞穴’，的就是那里地势险要，这也是庆幸能救出夏侯渊军队时的话。而且，武皇帝善于用兵，看到蜀汉贼寇盘踞在山岩，东吴贼寇逃窜在江湖，都避开他们，不苛求将士们拼命，不逞一时的气愤，这就是所谓的见可胜才出战，知道困难就退兵。现在要是进军到南郑去讨伐诸葛亮，道路险阻，估计动用精兵加上转运粮草、镇守南方四州、抵御东吴水军，总共得用十五六万人，还得再征调更多兵力。这样下就会动荡不安，耗费巨大，这确实是陛下您应该深思的。防守和进攻的力量，所耗费的人力相差三倍。现在只要用现有的兵力，分派大将据守各个险要之地，威风足以震慑强敌，稳定边疆，将士们像老虎一样枕戈待旦，百姓也能平安无事。几年之内，我们中原会越来越强盛，东吴和蜀汉这两个敌人肯定会自己疲惫衰败。”皇帝听了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当初，文帝废除了五铢钱，让百姓用谷物和丝帛进行交易，结果民间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事越来越多，大家都争着把谷物弄湿来获利，用很薄的绢来交易，即使采用严刑，也禁止不了。司马芝等人在朝堂上展开讨论，认为：“使用钱币不仅能使国家富足，还能减少刑罚，现在不如重新铸造五铢钱更合适。”夏四月乙亥日，重新开始使用五铢钱。
甲申日，开始在洛阳营建宗庙。
六月，任命司马懿都督荆州、豫州各军事，率领他的部队镇守宛城。
冬十二月，立贵嫔河内人毛氏为皇后。当初，皇帝还是平原王的时候，娶了河内人虞氏为妃；等到即位后，虞氏没能被立为皇后，太皇卞太后去安慰她。虞氏：“曹氏向来喜欢立出身低贱的人，没有能以道义来行事的。皇后掌管宫内事务，皇帝处理宫外政务，二者相辅相成；如果不能有好的开始，就不会有好的结局，恐怕一定会因醇致国家灭亡、祭祀断绝啊！”虞氏于是被废黜，回到邺城的宫殿。
当初，太祖、世祖都讨论过恢复肉刑，但因为战事而没实校等到皇帝即位，太傅钟繇上奏：“应该像汉景帝的法令那样，对于应当判处死刑而想斩右脚趾的，允许这样做；对于黥刑、劓刑、斩左脚趾、宫刑的，就像汉文帝时改为剃发和鞭打，可以每年让三千人活命。”皇帝下诏让公卿大臣们讨论，司徒王朗认为：“肉刑已经废除好几百年了；现在又恢复，恐怕减轻刑罚的好处还没让百姓看到，而恢复肉刑的事就已经传到敌人耳朵里了，这不是招抚远方之饶办法。现在可以把钟繇想从轻处理的死罪，改为剃发的刑罚，如果觉得太轻，可以加倍服劳役的年数。这样对内有以生换死的大恩，对外没有用砍脚代替戴镣铐让人惊骇的坏名声。”参与讨论的有一百多人，大多数人赞同王朗的意见。皇帝因为吴、蜀还没平定，就把这事暂时搁置了。
这一年，吴国昭武将军韩当去世，他的儿子韩综荒淫无道，害怕获罪，闰月，带着他的家属和部下来投奔魏国。
当初，孟达受到文帝的宠信，又和桓阶、夏侯尚关系很好；文帝去世后，桓阶、夏侯尚也都死了，孟达心里就不安稳了。诸葛亮听后就引诱他，孟达多次和诸葛亮通信，暗中答应归降蜀汉。孟达和魏兴太守申仪有矛盾，申仪就秘密上表告发他。孟达听后，又惊又怕，想举兵反叛。司马懿写信安慰劝解他，孟达犹豫不决，司马懿就悄悄率军前去讨伐。将领们：“孟达和吴、蜀有往来，应该先观望再行动。”司马懿：“孟达不讲信义，现在正是他怀疑的时候。应该趁他还没拿定主意，赶紧解决他。”于是日夜兼程，八就到了孟达城下。吴、蜀各自派偏将到西城安桥、木阑塞救援孟达，司马懿分派将领去抵挡。一开始，孟达给诸葛亮写信：“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我这里一千二百里。听我起兵，他们要上表给子，一来一回，得一个月时间，那时我的城池已经坚固，各方面都准备好了。我这里地势险要，司马公肯定不会亲自来；其他将领来，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等司马懿的兵到了，孟达又告诉诸葛亮：“我起兵才八，敌军就到城下了，怎么这么快啊！”
评论
公元227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是三国格局基本定型后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里，魏、蜀、吴三方的政治决策、军事行动与社会治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延续了三国初期的博弈逻辑，也埋下了影响后续历史走向的伏笔。透过《资治通鉴》对这一年的记载，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解读乱世中的治国智慧与历史启示。
军事博弈：理性判断与战略克制
这一年的军事动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魏明帝对吴、蜀两国的战略决策，以及诸葛亮北伐的序幕开启。
在对待吴国彭绮叛乱的问题上，魏国君臣展现了清醒的判断能力。当彭绮以“为魏讨吴”为名举事时，朝中不少人主张趁机伐吴，但中书令孙资以历史经验驳斥了这一冲动想法。他指出鄱阳地区的叛乱历来“众弱谋浅，旋辄乖散”，并以曹操时期江陵之围中孙权政权展现的强大凝聚力为例，判断彭绮难以构成实质性威胁。后续彭绮果然败亡，这一事件印证了基于历史规律和现实分析的理性决策，远胜于投机式的军事冒险。
面对诸葛亮驻军汉中的北伐态势，魏明帝再次面临是否主动出击的抉择。孙资的谏言同样具有战略高度，他引用曹操“见胜而战，知难而退”的用兵原则，指出南郑地区地势险要，强行进攻需投入十五六万兵力，将导致“下骚动，费力广大”。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敝”的长期战略，主张以防御为主、发展国力，待敌自疲。魏明帝最终采纳这一建议，体现了战略克制的智慧——在国力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军事胜势时，避免无谓消耗是更务实的选择。
诸葛亮的北伐则展现了另一种战略逻辑。《出师表》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信念，驱动着蜀汉以弱攻强的军事行动。他在表文中强调“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的客观条件，同时以“报先帝而忠陛下”的情感纽带凝聚人心，体现了理想驱动型政权的行动逻辑。但从现实角度看，蜀汉“益州疲敝”的基本面未变，北伐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国运豪赌。
政治治理：制度重建与宫廷伦理
太和元年的政治举措中，制度重建与宫廷秩序成为核心议题，反映了曹魏政权巩固统治的努力。
货币制度的改革具有标志性意义。曹丕时期废除五铢钱、以谷帛交易的做法，导致“湿谷要利，薄绢为时的乱象，即便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司马芝等人提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的观点，直指实物交易的弊端。魏明帝最终恢复五铢钱，这一决策不仅是经济理性的回归，更体现了制度对社会秩序的塑造作用——合理的货币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减少投机欺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宫廷建设与民生关系的争议则展现了传统治国理念的延续。王朗针对魏明帝营修宫室的谏言，引用大禹、勾践、文景之治的典故，强调“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的治国原则。他提出“先成象魏，修城池，其馀一切须丰年”的务实方案，将民生与国防置于宫室建设之前，体现了“民为邦本”的传统政治智慧。这种主张在战乱频仍的三国时期尤为重要，因为能否恢复生产、稳定民生，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后宫立后的风波则暴露了曹魏政权的伦理困境。虞氏“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的抱怨，虽带有个人情绪，却点出了曹魏政权与传统士族伦理的冲突。从曹操到曹丕再到曹叡，曹魏君主在婚姻选择上较少受门第束缚，这种做法虽打破了士族对婚姻的垄断，却也引发了“贵贱失序”的争议。虞氏“然后职内事，君听外政，其道相由而成”的观点，反映了传统观念职后宫秩序关乎国家治乱”的认知，而她最终被废黜，则显示了皇权在宫廷斗争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人性博弈：孟达之叛与信任危机
孟达的叛乱事件是本年度最具戏剧性的历史片段，集中展现了乱世中人性的复杂与信任的脆弱。
孟达的反复无常具有典型性——他先事刘璋，后投刘备，再降曹丕，在曹丕死后又欲归蜀，这种“择主而事”的行为模式是三国乱世的常态。但他的失败源于对形势的误判：既低估了司马懿的军事速度，也高估了自己与各方的信任基础。司马懿“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的闪电行动，打破了孟达“一月城固”的预期，展现了抓住战机、果断出击的军事智慧；而孟达与申仪的旧隙被利用，则印证了“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乱世法则。
诸葛亮对孟达的引诱与司马懿的安抚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双方的谋略风格。诸葛亮试图利用孟达的不安扩大曹魏内部矛盾，司马懿则以书信稳住孟达、延缓其行动，两者都体现了博弈中的信息战与心理战。但孟达最终的覆灭证明，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单纯的谋略难以弥补信任缺失带来的致命缺陷。
历史启示：理性与理想的平衡之道
太和元年的历史事件，本质上是理性与理想、务实与信念的碰撞。孙资、王朗代表的务实派强调基于现实条件的渐进策略，主张通过发展国力、完善制度实现长治久安；诸葛亮代表的理想派则以信念驱动行动，试图以主观努力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两种路径各有其价值：务实派避免了盲动带来的风险，理想派则保持了政权的精神凝聚力。
从现代视角看，这一年的历史给予我们多重启示：在战略决策中，尊重客观规律比盲目冒险更重要；在制度建设中，合理的规则设计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在人际关系中，信任的建立需要长期维护，而背叛的代价往往远超预期。三国之所以成为永恒的历史话题，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的这些普适性智慧，始终能引发后饶共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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