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庚午年）
一开春，正月乙丑朔日，朝廷又大赦下。
汉主刘渊立单征的女儿为皇后，立梁王刘和为皇太子，同时大赦下。还封儿子刘义为北海王，任命长乐王刘洋为大司马。
汉国镇东大将军石勒渡过黄河，拿下白马，王弥带着三万人和他会合，一起去攻打徐、豫、兖州。二月，石勒突袭鄄城，杀了兖州刺史袁孚，接着又拿下仓垣，杀了王堪。之后再次北渡黄河，攻打冀州各郡，有九万多老百姓跟着他。
成国太尉李国镇守巴西，他帐下的文石把他杀了，献出巴西向罗尚投降。
太傅司马越征召建威将军吴兴人钱璯和扬州刺史王敦。钱璯想杀了王敦造反，王敦赶紧逃到建业，把这事告诉了琅邪王司马睿。钱璯干脆就反了，进犯阳羡，司马睿派将军郭逸等人去讨伐。周??召集乡里的人，和郭逸等人一起攻打钱璯，把他给杀了。周??三次平定江南，司马睿就任命他为吴兴太守，还在他家乡设置义兴郡来表彰他。
曹嶷从大梁带兵往东，所到之处都被他攻下，顺利拿下东平，接着进攻琅邪。
夏四月，王浚的将领祁弘在广宗打败汉国冀州刺史刘灵，把他杀了。
成主李雄对他的将领张宝：“你要是能拿下梓潼，我就把李离的官职赏给你。”张宝就先杀了个人，假装逃亡，跑到梓潼。訇琦等人相信了他，把他当成心腹。正好罗尚派使者到梓潼，訇琦等人出去送行，张宝在后面关上城门，訇琦等人只能逃到巴西。李雄就任命张宝为太尉。
幽、并、司、冀、秦、雍这六个州闹起了大蝗灾，蝗虫把草木、牛马的毛都吃光了。
秋七月，汉国的楚王刘聪、始安王刘曜、石勒以及安北大将军越国，在怀县围攻河内太守裴整，朝廷下诏让征虏将军宋抽去救援。石勒和平北大将军王桑迎击宋抽，把他杀了。河内人抓住裴整投降，汉主刘渊任命裴整为尚书左丞。河内督将郭默收拢裴整剩下的部众，自己当了坞主，刘琨任命郭默为河内太守。罗尚在巴郡去世，朝廷下诏让长沙太守下邳人皮素接替他。
庚午日，汉主刘渊生病卧床。辛未日，他任命陈留王欢乐为太宰，长乐王刘洋为太傅，江都王延年为太保，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且总管尚书事务。在平阳西边设置单于台。任命齐王刘裕为大司徒，鲁王刘隆为尚书令，北海王刘义为抚军大将军、兼领司隶校尉，始安王刘曜为征讨大都督、兼领单于左辅，廷尉乔智明为冠军大将军、兼领单于右辅，光禄大夫刘殷为左仆射，王育为右仆射，任顗为吏部尚书，朱纪为中书监，护军马景兼任左卫将军，永安王刘安国兼任右卫将军，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西阳王刘璿都兼任武卫将军，分别掌管禁兵。以前，刘盛年轻的时候不爱读书，只看《孝经》和《论语》，他：“读了这些能照着做，就够了，读那么多书却不践行有啥用！”李熹见到他，感叹：“远远看着好像很容易亲近，接触之后，却像面对严厉的长辈，这才是君子啊！”刘渊因为他忠诚老实，所以临终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丁丑日，刘渊把太宰欢乐等人召进宫中，接受遗诏辅佐朝政。己卯日，刘渊去世，太子刘和即位。
刘和这人猜忌心重，对人也不厚道。宗正呼延攸，是呼延翼的儿子，刘渊觉得他没才能品行又不好，所以一直没给他升官。侍中刘乘，向来讨厌楚王刘聪。卫尉西昌王刘锐，因为没被列入遗诏顾命大臣而感到耻辱。这几个人就凑一起商量，劝刘和：“先帝没考虑好局势轻重，让三个王爷在京城掌握强兵，大司马刘聪又带着十万人马屯驻在近郊，陛下您这皇位就跟借住的一样不稳当啊，得早点想办法。”刘和是呼延攸的外甥，对他的话深信不疑。辛巳夜里，刘和把安昌王刘盛、安邑王刘钦等人叫来，了这事。刘盛：“先帝的灵柩还没下葬，四个王爷也没表现出叛逆的迹象，您要是现在就自相残杀，下人会怎么您呢！况且大业才刚开始，陛下您可别信这些饶话，怀疑自己兄弟。兄弟都不信，还能信谁呢！”呼延攸、刘锐生气地：“今这事儿，没别的法，领军将军你这的什么话！”就命令左右把刘盛杀了。刘盛死后，刘钦害怕了，：“一切听陛下吩咐！”壬午日，刘锐率领马景在单于台攻打楚王刘聪，呼延攸率领永安王刘安国在司徒府攻打齐王刘裕，刘乘率领安邑王刘钦攻打鲁王刘隆，还派尚书田密、武卫将军刘璿攻打北海王刘义。田密、刘璿带着刘义杀出一条路，投奔刘聪，刘聪命令士兵披甲备战。刘锐知道刘聪有准备，赶紧跑回来，和呼延攸、刘乘一起攻打刘隆、刘裕。呼延攸、刘乘怀疑刘安国、刘钦有二心，把他俩杀了。当，刘裕被杀。癸未日，刘隆被杀。甲申日，刘聪攻打西明门，攻了下来。刘锐等人逃进南宫，刘聪的前锋部队紧追不舍。乙酉日，刘和在光极殿西室被杀，刘锐、呼延攸、刘乘被抓，脑袋被砍下来挂在大街上示众。
大臣们都请刘聪即位当皇帝，刘聪觉得北海王刘义是单皇后的儿子，就想把皇位让给他。刘义哭着坚决推辞，刘聪过了好久才答应，：“刘义还有各位大臣，是觉得现在祸难还多，看我年纪大才这样。这是国家大事，我哪敢推辞！等刘义长大，我就把大业还给他。”于是刘聪即位，大赦下，改年号为光兴。尊单氏为皇太后，他母亲张氏为帝太后。封刘义为皇太弟，兼领大单于、大司徒。立他妻子呼延氏为皇后，这呼延氏是刘渊皇后的堂妹。封他儿子刘粲为河内王，刘易为河间王，刘翼为彭城王，刘悝为高平王，还任命刘粲为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
略阳临渭的氐族首领蒲洪，勇猛又有谋略，氐族人都敬畏服从他。汉主刘聪派使者来封蒲洪为平远将军，蒲洪不接受，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九月辛未日，把汉主刘渊葬在永光陵，谥号光文皇帝，庙号高祖。
雍州有很多流民在南阳，朝廷下诏让他们回故乡。流民们觉得关中地区又荒凉又残破，都不想回去。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各自派兵送他们，还催着他们按期限出发。京兆人王如就偷偷联络了一些壮士，夜里突袭这两支军队，把他们打败了。于是冯翊的严嶷、京兆的侯脱各自聚集人马攻打城镇，杀帘地的长官来响应王如。没多久，他们的人马就达到四五万，王如自称大将军，兼领司、雍二州牧，向汉国称臣。
【内核解读】
乱世裂变中的权力博弈与民生悲歌
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是西晋末年乱世格局加速裂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汉赵（前赵）政权经历权力更迭，石勒等势力持续扩张，西晋王朝在内外交困中加速衰落，而民生疾苦则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透过史册简练的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一个王朝崩塌前的挣扎、割据势力的崛起逻辑，以及乱世中个体命阅浮沉。
汉赵政权的权力迭代：从鼎盛到内斗的伏笔
汉主刘渊在这一年完成了政权架构的关键布局，立皇后、定太子、封诸王，试图构建稳固的统治核心。他对石勒、刘聪等军事将领的倚重，推动汉赵势力在中原地区快速扩张——石勒渡过黄河后连克白马、鄄城、仓垣，裹挟民众九万余口，军事威慑力持续增强；刘聪、石勒等联军围攻河内，击杀西晋援军将领，迫使河内太守投降，进一步压缩了西晋的生存空间。这些军事胜利背后，是汉赵政权对西晋腐朽统治的冲击，也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原地区的适应性扩张。
然而，权力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个新兴政权。七月，刘渊病重后的托孤布局暗藏危机：他以“三太”（太宰、太傅、太保）辅政，同时任命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试图平衡宗室与军事集团的力量。但这种看似稳妥的安排，却因继承人问题迅速引爆矛盾。太子刘和性“猜忌无恩”，在呼延攸、刘橙失意贵族的挑唆下，对手握兵权的兄弟展开血腥清洗。这场内斗中，安昌王刘盛因直言劝谏被杀，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先后遇害，最终刘聪以“清君侧”为名攻入皇宫，诛杀刘和及主谋者，完成权力逆袭。
刘聪即位后的权力平衡术颇具政治智慧——他先假意让位给单后之子北海王刘乂，在群臣“劝进”后才登基，既彰显“仁厚”，又巩固了权力；同时封刘乂为皇太弟，保留其继承资格，暂时稳定了宗室内部。这种“兄终弟及”的承诺虽为权宜之计，却为后续的权力斗争埋下隐患。此外，刘聪对石勒的册封（并州刺史、汲郡公），既是对其军功的认可，也是对这一强大军事力量的暂时安抚，反映出汉赵政权内部中央与地方军事集团的微妙关系。
西晋王朝的溃败：军事失利与统治根基的崩塌
西晋在这一年的表现尽显颓势。面对汉赵与石勒的联合进攻，西晋地方官员或战死（如兖州刺史袁孚、王堪），或投降（如河内太守裴整），中央禁军的救援行动（如宋抽救河内）也以失败告终。唯一的亮点是江南地区的局部稳定——周玘“三定江南”，协助琅邪王司马睿平定钱璯叛乱，不仅巩固了司马氏在江南的统治，还促成了义兴郡的设立，成为西晋在北方崩溃前的“南方屏障”。但这种局部稳定无法扭转全局溃败的趋势，尤其是北方六州遭遇大蝗灾，“食草木、牛马毛皆尽”，农业生产完全停滞，民众流离失所，为石勒等势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西晋的统治根基已从经济、军事层面全面瓦解。
地方层面，西晋官员的表现也暴露了统治体系的腐朽。益州方面，罗尚死后，朝廷以皮素代之，但巴西、梓潼等地的控制权在成汉与西晋间反复易手，成将张宝以“诈降”之计夺取梓潼，反映出西晋地方守军的麻痹与无能。南阳地区的流民问题则直接引爆了新的叛乱——朝廷不顾关职荒脖的现实，强行遣返流民，最终激起王如起义，数万流民响应并归附汉赵，形成对西晋南方统治的新威胁。这种“官逼民反”的恶性循环，本质上是西晋统治者丧失民心的必然结果。
割据势力的崛起：石勒与蒲洪的扩张逻辑
石勒在这一年的军事行动堪称“流寇式扩张”的典范。他从济河攻白马开始，联合王弥寇掠徐、豫、兖州，继而北攻冀州，以“裹挟民众”为核心策略，短期内聚集九万余口，既扩充了实力，又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基础。这种“以战养战”“以民为资”的模式，成为乱世中军阀崛起的通用路径——通过劫掠资源、吸纳流民，快速壮大军事力量，再以武力威慑获取更多地盘与人口。石勒对冀州的攻略，不仅扩大了汉赵的势力范围，更使其个人势力逐渐脱离中央控制，为日后建立后赵政权积累了资本。
略阳氐人蒲洪的崛起则代表了少数民族豪酋的独立倾向。面对汉赵的册封，蒲洪“不受”并自立为“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体现了氐族部落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蒲洪凭借“骁勇多权略”获得部众拥戴，其割据行为反映了西晋对边疆控制力的丧失，也预示着十六国时期“族群割据”的时代特征。这些地方性势力的崛起，不断蚕食着西晋的统治空间，加速了大一统王朝的解体。
民生疾苦与社会动荡：乱世的底色
史书记载“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寥寥数语勾勒出触目惊心的灾荒景象。这场大蝗灾导致农业绝收，民众无以为生，只能依附于石勒等军阀以求存活，形成“民从之者九万馀口”的现象。这种“流民-军阀”的共生关系，成为乱世延续的重要动力——流民需要生存保障，军阀需要兵源与劳动力，二者结合形成的军事集团，彻底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南阳流民起义则是民生困境的直接爆发。朝廷“促期令发”的强硬政策，无视流民“不愿归”的现实诉求，最终引发反抗。王如、严嶷等首领聚众数万，攻城镇、杀令长，本质上是底层民众在绝境中的求生之举。而成汉政权利用梓潼守将的信任夺取城池，西晋地方官或死或降，反映出在生存危机面前，道德与忠诚已让位于现实利益，社会伦理体系也随统治秩序一同崩塌。
结语：乱世逻辑的开端
永嘉四年的历史事件，集中展现了西晋末年“权力碎片化”“秩序崩塌化”“民生极端化”的乱世特征。汉赵的内斗与扩张、西晋的溃败与挣扎、石勒等军阀的崛起、民众的苦难与反抗，共同构成了十六国乱世的序幕。这一年的权力更迭与军事冲突，不仅改变了政权格局，更重塑了中国北方的社会结构——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残余势力的博弈、流民与军阀的结合、地方豪族的自保与崛起，成为此后数百年历史演进的核心线索。透过这些简练的史书记载，我们能深刻感受到乱世中个体命阅渺与权力博弈的残酷，也能看到历史洪流中文明存续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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