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五年（公元487年，丁卯年）
春，正月初一（丁亥朔日），北魏皇帝下诏确定乐章，不是正统雅正的乐章一律废除。
正月初二（戊子日），任命豫章王萧嶷为大司马，章陵王萧子良为司徒，临川王萧映、卫将军王俭、中军将军王敬则都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萧子良向皇上推荐记室范云去做郡守，皇上：“我听他经常耍些聪明，我不再深究依法处置他了，不过应该把他打发远点以示宽容。”萧子良：“不是这样的。范云时常对我劝诫规谏，他的谏书都还留着呢。”于是拿过来上奏给皇上，一共有一百多张纸，言辞都恳切率直。皇上看后不禁叹息，对萧子良：“没想到范云能这样啊；正该让他辅助你，怎么能派出去做郡守呢！”文惠太子曾经到东田观看收获庄稼，回头对众多宾客：“收割庄稼这场景也挺值得一看的。”众人都连忙附和称是，只有范云：“一年中春、夏、秋三个时节的农事，实在是长久的辛苦劳作。希望殿下能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不要贪图一时的享乐安逸。”
有个叫桓生的流民，自称是桓玄的同族，与雍、司二州的蛮人相互煽动，占据了南阳旧城，还向北魏请求派兵，打算入侵南齐。正月十一（丁酉日），皇上下诏给丹阳尹萧景先符节，让他总领步骑兵，直接前往义阳，司州的各路军队都受他指挥；又给护军将军陈显达符节，让他率领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前往宛城、叶城，雍、司二州的各路军队都受陈显达指挥，去讨伐桓生。
北魏的光禄大夫咸阳文公高允，历经五帝，在三省任职，长达五十多年，从来没有被责备过；冯太后和北魏皇帝都非常敬重他，常常让中黄门苏兴寿搀扶侍奉他。高允为人仁爱宽厚、简约沉静，虽然身处显贵之位，却像贫寒之人一样质朴。他整拿着书吟诵阅读，白黑夜都不离手，用善道教诲别人，诚恳耐心，不知疲倦；他忠实于亲人，念及故旧，对他们不离不弃。显祖平定青州、徐州后，把当地的望族都迁徙到代地，这些人中有很多与高允结为婚姻亲家，他们到代地后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高允拿出全部家产赈济他们，让他们都能得到妥善安置，又根据他们的才能品行，向朝廷举荐。有人因为这些人刚归附而从中作梗，高允：“任用贤能，哪分新旧呢！如果他们确实有才能，怎么能因为这个就压制他们！”高允向来身体没什么毛病，到这时稍微有点不舒服，但起居仍和往常一样，几后就去世了，享年九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侍症司空，赏赐的丧葬财物非常丰厚；从北魏建国以来，活着的和去世的人所受的赏赐，都没人能比得上他。
桓生带领一万多北魏士兵到达沘阳，陈显达派戴僧静等人在深桥与他们交战，把魏军打得大败，斩杀和俘虏了上万人。桓生退守沘阳，戴僧静包围了沘阳，但没能攻克，只好撤回来。有个叫胡丘生的流民在悬瓠起兵响应南齐，北魏军队把他打败了，胡丘生逃到南齐这边。桓生又带领北魏军队侵犯舞阴，舞阴的戍主殷公愍抵抗并打败了他们，杀死了桓生的副将张麒麟，桓生受伤逃走。三月初二（丁未日），任命陈显达为雍州刺史。陈显达进军占据了舞阳城。
夏，五月初九（壬辰日），北魏皇帝前往灵泉池。
五月初十（癸巳日），北魏南平王拓跋浑去世。
五月十一（甲午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下诏免除七庙子孙以及外戚中服缌麻以上丧服的饶赋役。
北魏南部尚书公孙邃、上谷公张儵率领部众与桓生再次侵犯舞阴，殷公愍又把他们打败了；桓生逃回了荒蛮之地。公孙邃是公孙表的孙子。
北魏春夏时节大旱，代地尤其严重；再加上发生牛瘟，很多百姓饿死。六月初一（癸未日），下诏让朝廷内外的大臣畅所欲言，不要隐瞒。齐州刺史韩麒麟上奏表：“古代的圣明君王，都储备了足够九年使用的粮食；到了中期，也很重视这件事，缴纳粮食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授予相同的爵位，努力耕种的人与践行孝悌的人给予同样的赏赐。现在京城的百姓，不种地的人很多，游手好闲吃闲饭的人，占了三分之二。自从太平日子过久了，连年丰收，人们相互攀比炫耀，就形成了奢侈的风气。富贵人家，僮仆妾室都穿着华丽的衣服，工商阶层，奴仆都能享用精美的食物，然而农夫连糟糠都吃不饱，养蚕的妇女连粗布短衣都没樱所以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田地也有荒芜的；官府仓库里的粮食布帛都快用光了，市面上却堆满了各种珍宝货物；家里缺衣少食，路上却到处是穿着华丽衣服的人。造成饥寒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认为凡是珍贵奇异的东西，都应该禁止；婚丧嫁娶的礼仪，都要制定标准规范；鼓励督促百姓从事农桑，严格实行赏罚制度。几年之内，一定会有充足的储备。往年核查户籍，租赋征收得又轻又少。我所管辖的齐州，征收的租粟只够给官员发俸禄，几乎没有存入仓库的，虽然对百姓有利，但不是长久之计。万一有战事，或者遭遇灾，恐怕到时候供应物资都没地方筹集。可以减少绢布的征收，增加谷物的租税；年成好的时候多储备，年成不好的时候拿出来赈济百姓。这就是所谓的把百姓的粮食，寄存在官府，官府有了常年的储备，百姓就不会有荒年了。”
秋，七月初七（己丑日），下诏让有关部门打开粮仓赈济借贷粮食给百姓，允许百姓出关去有粮食的地方觅食。派使者登记造册，分别安排百姓去留，百姓经过的地方提供粮食，到达目的地后由三长负责赡养。
柔然伏名敦可汗生性残暴，他的臣子侯医垔石洛候多次劝谏阻止他，并且劝他与北魏和亲。伏名敦可汗大怒，把侯医垔石洛候灭族，从此部众人心离散。八月，柔然侵犯北魏边境，北魏任命尚书陆睿为都督，迎击柔然，把柔然打得大败。陆睿是陆丽的儿子。当初，高车的阿伏至罗有部落十多万，隶属于柔然。伏名敦可汗侵犯北魏时，阿伏至罗劝谏，可汗不听。阿伏至罗一气之下，和堂弟穷奇率领部落向西出走，到了前部西北，自立为王。高车国人称阿伏至罗为“候娄匐勒”，汉语意思是子；称穷奇为“候倍”，汉语意思是太子。二人关系非常亲密和睦，分别统领部落，阿伏至罗在北方，穷奇在南方。伏名敦可汗追击他们，多次被阿伏至罗打败，只好带领部众向东迁徙。
九月二十（辛未日），北魏下诏停止那些没有益处的工程建设，放出宫中不从事纺织的宫女。冬，十月二十七（丁未日），又下诏停止尚方署中负责锦绣、绫罗织造的工匠的工作；士、农、工、商四民如果想织造这些，听任他们，不加禁止。当时，北魏长久没有战事，府库中财物积累很多。下诏把御府中的衣服珍宝、太官的各种器具、太仆的乘车用具、内库弓箭刀剑的十分之八，以及外府中不是供国家使用的衣物、缯布、丝绵的大半，都赏赐给百官，下至工匠、商人、差役，直到六镇的戍边士兵，京城内的鳏夫、寡妇、孤儿、孤独老人、贫穷和残疾的人，都按等级得到赏赐。
北魏秘书令高佑、秘书丞李彪上奏请求把《国书》从编年体改为纪传体，并设置表、志，北魏皇帝同意了。高佑是高允的堂弟。十二月，下诏让李彪和着作郎崔光修改编写《国书》。崔光是崔道固的侄孙。
北魏皇帝问高佑：“怎么才能制止盗贼呢？”高佑回答：“从前宋均树立德政，猛虎都渡河离开；卓茂推行教化，蝗虫都不进入他的辖境。何况盗贼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员任用得当，治理教化有方，制止盗贼是很容易的。”高佑又上疏：“现在选拔官员，不考察他们治理政务能力的优劣，只看任职时间的长短和功劳的多少，这不能算是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应该摒弃这种只看微技艺和无效功劳的做法，只根据才能举荐人才，这样官场风气就会清正。另外，对于那些有功勋的旧臣，虽然他们任职时间长、功劳可记，但如果才能不适合治理百姓，可以给他们加官进爵、赏赐财物，不应该让他们担任地方长官，这就是所谓的君主可以把财物赏赐给私人，但不能把官职私自授予他人。”皇帝觉得他得很对。
高佑后来出任西兖州刺史，镇守滑台。他认为各郡国虽然有学校，但县和乡也应该设立学校，于是下令在县设立讲学的地方，在乡设立学。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史事，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南北朝时期政治、军事、社会的复杂图景，其中诸多细节值得深入剖析：
政治生态中的“人才观”博弈
齐武帝对范云的态度转变颇具深意。最初因“常相卖弄”欲贬斥，却在见到百馀纸切直谏书后惊叹“不谓云能尔”，最终留其辅佐子良。这一过程既体现君主对“直臣”价值的认知摇摆，也暗示南朝士族政治职谏言”作为进阶资本的特殊作用——范云的谏书不仅是政见表达，更是一种政治能力的“存档证明”。
北魏高允的一生则堪称“官场奇迹”：历事五帝、五十馀年无谴，核心在于其“仁恕简静”的处世哲学。他在鲜卑政权中力主“任贤使能，何有新旧”，推动汉族望族融入北魏统治体系，这种跨越民族隔阂的人才观，为北魏后来的汉化改革埋下伏笔。而他“倾家赈施”的行为，实则是以儒家伦理调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矛盾的智慧。
军事冲突背后的战略博弈
桓生借助“桓玄宗族”身份煽动蛮族起事，本质是利用东晋残余政治符号进行地方割据尝试。南齐的应对策略颇具层次感：萧景先直指义阳控扼淮河上游，陈显达率水军攻宛、叶威胁南阳侧后方，形成钳形攻势。戴僧静深桥之战“杀获万计”，却未能攻克沘阳，反映出南朝军队攻坚能力的短板——这与后来陈显达进据舞阳却难有进一步突破的困境形成呼应。
北魏的被动则源于多线压力：既要应对南齐军事反击，又要处理高车部落的叛离。阿伏至罗自立为王并击败伏名敦可汗，标志着柔然对漠北草原的控制力大幅衰退，这为北魏解除北方边患、专注汉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社会危机与改革先声
韩麒麟的上表堪称北魏中期社会问题的“诊断书”：“游食之口叁分居二”揭示土地兼并与流民问题；“农夫阙糟糠，蚕妇乏短褐”与“童妾袨服，仆隶玉食”的对比，直指阶级矛盾的尖锐。其“减绢布，增益谷租”的建议，本质是通过调整赋税结构强化国家粮食储备，这一思路后来被北魏均田制所吸收。
魏主的应对措施具有双重性：“开仓赈贷”“听民出关就食”是应急之举；而“罢尚方锦绣之工”“出宫人不执机杼者”则触及奢侈品生产与宫廷冗余问题。将御府财物“班赉百司下至工、商、皁隶”，看似普惠，实则是通过财富再分配缓解社会矛盾，这种“恩威并施”的统治术，体现了北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对儒家“仁政”理念的借鉴。
文化改革的深层逻辑
北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与改修《国书》为纪传体，看似孤立的文化事件，实则是鲜卑政权构建“正统性”的重要步骤。前者通过规范礼乐强化皇权象征，后者以汉式史书体例重构历史叙事——高佑、李彪的提议，本质是用华夏史学传统包装北魏的统治合法性。
高佑“止盗在得人”的观点与“唯才是举”的选举主张，直指北魏官僚体系的弊病。他在西兖州“县立讲学，党立学”的实践，更是将儒家教化下沉到基层，为北魏从“武功立国”转向“文治守成”提供了社会基础。
总体而言，永明五年的这些史事，勾勒出南北朝对峙时期的三大趋势：南朝士族政治在“清谈”与“实干”的张力中缓慢演进；北魏通过制度改革与文化调适加速汉化进程；而草原民族与农耕文明的碰撞融合，正在重塑中国北方的社会结构。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实则共同指向一个历史节点——即将到来的南北朝统一，已在此时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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