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面上，布政使陈园推行新政，这阵子竟闹出了不的动静。
先那土地改革，把些抛荒的地、兼并的田重新丈量，按人头分给无地的农户，农户得霖，春耕时卯足了劲，田埂上的野草都除得干干净净。
到了夏收，麦穗沉甸甸的，比往年多收了三成，农户家里的粮仓都堆满了，脸上的笑就没断过。
再讲那承包责任制，先前官办的织坊、矿场总亏空，陈园让匠人、矿工自己承包，交够官府的，剩下的归自己。
这下好了，织坊的布织得又快又好，矿场的铁砂一车车往外运，连管事都不用盯着，众人自个儿就把活干得漂亮。
还有新学，陈园在各州府开了学堂，不光教经书，还教算学、农事、匠艺。
农家子弟能进学堂学怎么种好地，匠人子弟能学怎么改进工具，不上半年，学堂外的报名处就排起了长队，连邻省的人都想把孩子送来。
这一切，原是太子朱标定下的方向，陈园照着路子实打实去办，没半分虚头。
如今山东的粮仓满了，工坊火了，学堂旺了，连过往的商旅都：“山东这光景，怕是要赶上江南了。”
陈园的政绩摆在那儿，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布政使是个能干事的，朝堂上提及山东新政，谁不夸一句陈园得力？
连朱元璋看了奏报，都在御书房里赞道：“标儿选的人，确实能用。”
山东的赋税册子送进京时，户部的官员都惊了——秋粮入库的数目比往年多了三成，盐税、商税更是翻了番，光济南府的商税就抵得上过去整个山东的半年收入。
朱元璋拿着奏报，在朝堂上拍了桌子：“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利民利国！陈园在山东干的事，告诉咱们什么是新政？不是喊口号，是让百姓有饭吃，有活干，日子过好了，国家自然就富了！”
底下的大臣们纷纷点头。
有去过山东的回来，那边的农户不仅交足了赋税，家里还存着余粮，连孩童都能进学堂念书，路上的流民都少了大半——都被当地的工坊招去做工，管吃管住，谁还愿意四处漂泊？
朱标听着这些消息，心里更是欣慰。
他知道，陈园能把新政推行得这么好，不光是得力，更重要的是懂民心。
就像那承包责任制，看似简单，却是把百姓的力气和心思都调动起来了——自己的活计自己了算，干得好就多得，谁不乐意？
这日，朱标收到陈园的信，里面附了张山东的赋税清单，还有一张学堂里孩童读书的画。
画上的孩子们穿着整齐的衣裳，手里捧着书本，朗朗的读书声仿佛都能从纸上传过来。
朱标把清单递给太子妃，笑着：“你看，咱们的法子真行得通。”
太子妃接过清单，眼里满是笑意：“这都是陈大饶功劳，也是殿下你当初定的方向好。”
朱标摇摇头：“是民心所向。百姓盼的，不过是安稳日子。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他们就跟着谁干。这新政，到底，就是顺了民心罢了。”
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清单上的数字，金灿灿的，像极了山东田野里成熟的麦穗，也像极了未来日子的希望。
济南府的孔家大宅里，往日里车水马龙的门庭如今冷落得能听见风吹落叶的声响。
衍圣公的牌匾早被摘了去，堆在柴房角落，蒙了厚厚一层灰。
几个老管家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望着空荡荡的街巷叹气——那些曾捧着礼盒来巴结的官员、求着题字的书生，如今见了孔家人都绕着走。
孔家的子弟们更觉憋屈。
往日里出门前呼后拥，如今穿着素色长衫走在街上，连挑担子的贩都敢斜眼打量。
有性子烈的想去找官府理论，刚走到衙门口就被拦了回来，门房甩了句“朝廷有令，旧族不得干政”，便“砰”地关上了大门。
族里的老人们聚在祠堂里，对着先祖牌位唉声叹气。
桌上的账本摊开着，田产被重新丈量后划了大半给佃户，商铺因偷税被查封了好几家，连族学都被改成了新政学堂，教的全是算学、农技，再没了“之乎者也”的影子。
“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有人捶着桌子骂，却没人敢真的闹出去。
前几日曲阜有个旁支想串联旧部闹事，夜里就被巡防营的人抄了家，罪名是“意图复旧”，连带着孔家本族都被官府约谈了三次，吓得再没人敢吱声。
秋风卷着枯叶掠过冷清的大宅，廊下的石狮子蒙着尘，像极了这家人如今的光景——没了往日的体面，连抬头看饶底气都没了。
想翻身？瞧着新政在山东扎下的根，怕是难了。
衢州的南孔府邸里，倒是另一番景象。
虽没了往日衍圣公的尊荣，却也没遭太多苛待。
府里的戏台子还偶尔搭起来，族里的子弟能进新式学堂，也能去商铺学经营，比起曲阜那边的愁云惨淡，算是平顺得多。
孔家主事的是个精明人，早早就带着族老们去府衙递了帖，表态愿遵新政，将多余田产主动献了出来，还把族里的藏书楼开放了一半，供百姓借阅。
官府见他们识趣，便也没过多为难，连逢年过节的例钱都按寻常乡绅的份例给着。
这日午后，几个孔家子弟正坐在院子里读新印的农书，廊下晒着新收的棉花，管家在清点铺子送来的月钱，账房先生拨着算盘，噼里啪啦响得热闹。
墙上虽没了“下第一家”的匾额，却挂了块“乡贤之家”的新牌，是知府亲自送来的，倒也添了几分体面。
“听曲阜那边又被查了？”一个年轻子弟翻着书问。
旁边的人叹口气：“谁让他们拧着来呢。咱们这样，安安分分过日子，不也挺好？”
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地上，映得满院亮堂，倒比往日守着空架子时，多了些实在的暖意。
朝堂之上，近来倒有了些新气象。
虽那些读着“之乎者也”的老儒们依旧占着不少席位，议事时总爱引经据典，慢悠悠地论古道今，但底下渐渐多了些年轻面孔——都是新学堂出来的，起话来干脆利落，不讲虚礼，只论实效。
就上月议水利，老儒们还在争执“禹贡旧制”该如何遵循，新学出身的翰林学士直接捧着测绘图上前，指着河道走势：“此处淤塞三丈，需清淤；彼处堤岸单薄，得加固。按这图纸施工，三个月可毕，比旧法省三成银钱。”
一番话掷地有声，连首辅都点头称是，当场便准了。
还有户部算钱粮，老吏们用算盘噼啪打了三日还没理清，新学的主事带了几个学生，拿着新制的算器，一日便算得明明白白，连零头都分毫不差。
如今六部里，新学出身的虽多是末职，但架不住他们脑子活、手脚快，遇着办实事的差事，往往比老官们更得器重。连宫里的太监都：“那些年轻大人，虽不懂官场弯弯绕，可真能拿出法子来。”
老儒们嘴上虽念叨“舍本逐末”，私下里却也让子弟去新学堂旁听。
毕竟，谁都看得出，这朝堂的风气，正一点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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