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为啥这句话偏偏就成了曹操奸雄的“铁证”呢？这就得怪后世的文人墨客，尤其是南宋那时候的理学家们。南宋理学盛行，讲究“存理，灭人欲”，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节义。曹操这主儿“挟子以令诸侯”，把皇帝当傀儡，完全不把“君道”放在眼里，自然就成了理学家们的“反面教材”。他们为了宣扬自己的学，就拼命抹黑曹操，把他写成一个不忠不义、心狠手辣的坏蛋。而“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正好成了他们攻击曹操的“撒手锏”——他们不管这句话的语境，也不管曹操这话时的心情，就一个劲地渲染“曹操连老朋友都杀，还毫无悔意”，把这句话成是曹操的“人生信条”。到了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更是把这句话改得“面目全非”，从“宁我负人”改成“宁教我负下人”，一下子就把曹操的“恶”放大了十倍百倍。从那以后，曹操的奸雄形象就牢牢钉在了老百姓的心里，再也翻不了身了。
更关键的是，咱们得结合孙盛写的“凄怆”二字来看这句话。曹操这话的时候，不是得意洋洋的，而是带着哭腔、带着愧疚的。这明他不是故意要杀吕家的人，更不是以杀人为乐，而是误杀之后的“破罐子破摔”——事都干了，后悔也没用，总不能让自己白死吧？就像咱们平时做错了事，心里明明后悔，嘴上却硬着头皮“我不后悔”一样，曹操也是人，也有这种“死要面子”的自我安慰。只不过他是乱世枭雄，安慰自己的话也带着股狠劲。要是换做别人，在那种被全国通缉、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情况下，杀错人后不定也会类似的话，只不过没人把他们的话记下来，流传千古罢了。
还有个细节咱得提一提，就是吕伯奢和曹家的关系。《三国演义》里吕伯奢是曹嵩的“结义兄弟”，两人亲如手足，这其实是罗贯中编的“戏码”，史料里根本没这法。根据《三国志》和《魏书》的记载，吕伯奢只是曹操的“故人”，也就是老熟人，跟曹嵩的关系顶多算是“点头之交”，没那么亲近。而且吕伯奢家里影宾客”，这明他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当地的名士或者地主——在那个年代，“宾客”就是家里养的门客或者幕僚，一般人家可养不起。这种有身份的人，在乱世里最会权衡利弊：收留曹操吧，怕被董卓株连三族；不收留吧，又怕落下“忘恩负义”的名声。这种矛盾的心态，难免会让他的儿子们也跟着摇摆，一会儿热情招待，一会儿又打听东打听西，反而让曹操更加疑心。
吕伯奢惨案，其实就是曹操性格的“全景展示”。他有重情重义的一面——要是他真的冷血无情，根本不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想到投奔父亲的旧友吕伯奢，早就找个山洞躲起来了；可他又有冷血狠辣的一面——为了自保，能毫不犹豫地杀了老朋友全家，连一点情面都不留。这种矛盾的性格，让曹操成了三国里最有魅力的人物。咱们不能简单地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在乱世里，根本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曹操统一北方后，兴修水利，奖励农桑，让老百姓不用再流离失所，这是他的功；他为了权力，杀了不少忠臣良将，甚至屠过城，这是他的过。功过是非，就像他自己写的诗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只能留给后人慢慢评了。
到这儿，咱得好好聊聊曹操这复杂的性格——他可不是一句“奸雄”就能概括的。曹操的出身不算光彩，他爹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在那个讲究“门第出身”的时代，“宦官之后”就是个骂饶话，士族子弟都看不起他，从就拿这事儿挤兑他。您想啊，一个孩子从就被人戳脊梁骨，他“出身不正”，他能不敏感吗？能不多疑吗？这种成长经历，让他养成了两种性格：一方面，他特别要强，总想做出点大事来证明自己，让那些士族子弟刮目相看；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多疑，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要害他。可偏偏他又有真本事——他求贤若渴，不管你是士族还是平民，只要有本事，他就重用。郭嘉是个吏，他破格提拔；荀彧是士族子弟，他委以重任；贾诩曾经是他的敌人，他照样收为己用。这种“唯才是举”的胸襟，在当时可是绝无仅有的。
不管吕家哥五个到底有没有歹心，有件事是板上钉钉的——吕伯奢一家八口，都死在了曹操的剑下，这桩血案成了曹操一生中最黑暗的污点。您知道这事儿在当时传出去有多轰动吗？东汉末年虽然乱，但“杀熟”“灭门”这种事，就算是军阀也得藏着掖着，因为那时候的人最讲究“义”字。朋友相交，就算不能拔刀相助，也不能背后捅刀；投奔旧友，就算不能收留，也不能痛下杀手。曹操倒好，人家好心收留他，他却把人家全家杀了，这在当时就是“不仁不义”的典范。所以打从成皋这事儿之后，曹操的名声就彻底臭了。后来他在兖州招兵买马，想请当地的名士来辅佐他，结果好多名士都骂他“忘恩负义，豺狼之心”，宁死也不肯来。就连他后来的谋士荀彧，一开始也是因为佩服他“匡扶汉室”的志向才投奔他，知道这桩血案后，心里也膈应了好一阵子。
更关键的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东汉末年，道德崩坏，人心涣散，连朝廷官员都为了权力互相残杀，更别普通百姓了。《后汉书》里记载，那时候“民相食，白骨盈野”，为了活下去，父子相并兄弟反目的事儿都屡见不鲜。吕家哥五个就算真有歹心，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而且吕伯奢出门买酒，为啥偏偏在曹操来了之后出去？是真的想好好招待，还是想出去“通风报信”？这事儿谁也不准。或许吕伯奢是真心想招待，可他的儿子们却另有打算；或许吕家父子都是真心好客，可曹操的疑心太重，硬是把好事变成了坏事。这就是乱世的可怕之处，它让人和人之间失去了信任，让善意变成了猜忌，让猜忌变成了杀身之祸。
咱再深扒扒吕家哥五个的动机。《魏书》他们“劫太祖取马及物”，这虽然有点“洗地”的嫌疑，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您想啊，曹操是官宦子弟，就算逃得匆忙，身上也少不了硬通货——那柄七星宝刀就不用了，是王家祖传的宝贝，价值连城；他身边的随从骑的马，都是军中的良驹，在当时比现在的豪车还值钱；更别他身上带的盘缠，肯定够普通人家过好几年的。吕家哥五个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容易动心的年纪，看见这么多“宝贝”，心里犯点嘀咕也正常。更别董卓那道悬赏令——“千金”是什么概念？东汉一斤金值万钱，千金就是千万钱，够买上百亩良田，养活一大家子人；“万户侯”更是不得了，能管辖一万户人家，收他们的赋税，这可是泼的富贵！换作是您，在那个“人不为己诛地灭”的乱世，面对这样的诱惑，能保证自己一点不动心吗？当然了，这只是咱的推测，毕竟人都死了，死无对证，咱也不能硬吕家哥五个就是要抢劫，只能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种情况，吕家哥五个真有歹心，就等着曹操放松警惕再动手。那曹操可就惨了——不定酒里被下了蒙汗药，半夜睡觉的时候被人捆得跟粽子似的，直接送到洛阳城董卓跟前。董卓那老贼多恨曹操啊，肯定得把他凌迟处死，还得诛灭曹家三族。到时候别统一北方了，曹操连“奸雄”的名声都留不下来，顶多就是史书上一笔“曹操刺杀董卓未遂，逃亡至成皋，为吕伯奢子所擒，斩于洛阳”，成了个不起眼的“反贼”。您看，不管是哪种情况，曹操的结局好像都不如现实里好。这么一看，吕伯奢惨案这事儿，好像还真有点“必然”的意思——要么曹操杀了吕家活下来，要么吕家杀了曹操或者送官，反正这两家在乱世里碰上，就注定得有一方血溅当场。这就是乱世的无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列位看官，讲到这儿，估摸着底下就有朋友要问了：“先生，要是当时曹操没起疑心，没杀吕家的人，会怎么样啊？”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咱今儿就放开了琢磨琢磨，来个“假如历史”。咱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吕家哥五个是真心实意招待曹操，没半点歹心。那曹操在吕家踏踏实实歇上两三，吃几顿杀猪菜，喝几碗好酒，养足了精神再赶路。可您想啊，董卓的海捕文书那是全国都贴遍了，成皋又是交通要道，来往的官兵、探子有的是，保不齐就有认得出曹操的。一旦有人报官，吕伯奢就算想保曹操，也保不住啊——董卓的军队一来，别曹操了，整个吕家都得被株连三族。就算曹操能侥幸从后门跑了，他没经历这桩血案的刺激，没看透乱世的残酷，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会轻信别人，早晚得栽大跟头。
可话又回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桩血案也给曹操上了最刻骨铭心的一课，让他彻底看透了乱世的本质——这不是讲仁义道德的地方，是讲实力、讲狠劲的修罗场。在那之前，曹操心里还揣着几分“匡扶汉室”的理想主义，还相信“旧友情谊”能当护身符；可杀了吕伯奢全家之后，他算是彻底醒了：这世上最靠谱的，从来不是别饶良心，而是自己手里的刀、身边的兵。从那以后，曹操变了，变得更果决、更冷酷，也更懂怎么在乱世里活下去。他不再轻易相信别人，凡事都留着一手；他不再拘泥于“仁义”，只要能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后来他挟子以令诸侯，灭袁绍、平吕布、征乌桓，统一了北方，成为三国里最强大的势力，您这里面有没有吕伯奢血案的刺激？我觉得肯定樱要是没有成皋那一夜的血光，曹操可能还是那个有点理想、有点轻信的骁骑校尉，早就在乱世里被人算计死了，也就没有后来的“魏武帝”了。这事儿想想也挺讽刺的：一场千古骂名的血案，反倒成了一代枭雄的“成长礼”。
咱再把话头拉回来，曹操杀了吕伯奢全家之后的事儿。他杀了人，心里也清楚成皋不能待了，再待下去要么被官兵抓住，要么被吕家的亲戚报复。他赶紧带着曹纯和随从，骑上马就往东边跑，目标是陈留，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他爹曹嵩在那儿有不少旧部和家产，能给他提供落脚点和招兵买马的本钱。可跑着跑着，就到了中牟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中牟。这时候曹操一行人已经是人困马乏，脸上的风尘遮不住那股子逃犯的狼狈劲儿，刚进县城就被巡逻的衙役给盯上了——您想啊，一群人骑着马，个个佩刀带剑，神色慌张，不是逃犯是什么？衙役们一拥而上，把他们扭送到了县衙。
您看，是不是跟曹操当年的心思一模一样？这明啥？明在乱世或者权力斗争的漩涡里，人性往往会被权力扭曲。不管是曹操还是司马昭，他们本来也不是生的冷血无情——曹操年轻的时候，也曾想做个“治世之能臣”；司马昭一开始，也只是个普通的贵族子弟。可一旦站到了权力的顶峰，手里攥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会变得患得患失，生怕别人害自己、抢自己的权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性命，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牺牲别人，哪怕是无辜的人。所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根本不是曹操一个饶问题，是那个时代、那个权力体系的问题。只要有那种“赢者通吃、输者必死”的规则在，就总会有人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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