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十一年冬，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十二号，一位老者正伏案挥毫。窗外朔风凛冽，室内墨香氤氲。银髯拂过殷红印泥，恰似雪地里绽开数点寒梅。忽闻敲门声骤响，老者笔锋陡转，朱文印上竟崩出一角飞白——这方“明月前身”原是悼念亡妻的泣血之作，此刻却平添几分金石峥嵘之气。童子趋步启扉，但见来客青衫磊落，朗声笑道：“缶老今日刀下见血，莫非又要惊破海上画坛春秋大梦？”
这位被称作“缶老”者，正是名动寰宇的吴昌硕。其时海上画坛有谚云：“吴昌硕一笔，黄金十两”，然其治印之妙，更在丹青之上。徐珂《清稗类钞》载其“刻印如泼墨”，刀锋过处石屑纷飞，观者皆谓“见其远如见霸王舞戟”。某日日本领事登门求印，恰逢老先生持刀怒吼，竟惊得跌坐于地——原来昌硕公每遇得意之笔，必以淳安乡音长啸，声震屋瓦，梁尘簌簌而下。
（二）
光绪三十年（1904年），西泠印社于孤山南麓成立。众贤推举社长时，六十一岁的吴昌硕正躲在苏州胭脂桥畔吃闷酒。使者三顾茅庐，却见这位未来的首任社长醉眼惺忪地攥着半块豆干，石桌上歪斜躺着新刻的“鲜鲜霜中菊”——印面深陷处竟嵌着半粒椒盐瓜子。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所述，当时吴公大笑：“社址既近邓顽伯（邓石如）埋骨处，诸君莫非要老朽白日见鬼？”终究拗不过众人苦劝，却提出个古怪条件：须在社内植梅百株，以备来日“唤林和靖共饮”。
野史传闻此事另有隐情。实则那日吴公甫接日本皇宫廷画师聘书，酬金高达三千鹰洋。正当家人欢庆之际，他却夜登灵隐，与贯休和尚石像对坐至明。拂晓时忽掷聘书于冷泉，长叹：“吴越子弟，岂能效尉迟乙僧作尉迟氏？”（注：唐代于阗画家尉迟乙僧曾供职中原宫廷）此事虽未见正史，然观其晚年《拒倭图》题跋“老夫自有骨头在”，个中风骨可见一斑。
（三）
民国六年重阳，七十四岁的昌硕公在六三园办展。日侨富商白石六三郎为表敬意，特备三重锦盒呈上金锭。谁知老者竟以竹杖挑盒戏曰：“此物压手，不如换君家园中瘦竹。”遂当众挥毫绘就《竹石图》，题款时忽忆及四十年前逃荒往事，墨锋骤转苍茫，竟将湘妃竹画作箭簇形状。日本《中央美术》杂志记载，在场日商纷纷解囊，展品半时售罄。唯独此画被先生死死按住，终以“此竹有杀气”为由携归。
关于这次展览，海上文人圈流传着更生动的版本：当日有倭商愿以千元购《达摩面壁图》，吴公假寐不应。待众人散去，却悄悄对弟子潘寿：“彼辈岂知达摩西来之意？昔年鉴真和尚双目失明犹东渡，老夫今日若卖画给不明佛理者，岂非助纣为虐？”遂将画作赠予灵隐寺僧。住持后来发现题跋处多出一行字：“面壁非避世，破壁待何时”，墨色犹新。
（四）
吴昌硕的“苦铁”名号世人皆知，然其与任伯年的知遇故事却暗藏玄机。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十九岁的安吉穷秀才挟一包袱印谱叩开任宅后门。任伯年正因鸦片瘾发呵欠连，瞥见石章上“苍石”二字忽双目圆睁，竟夺过刻刀当场修改边款。据龚产兴《任伯年研究》记载，任氏当时惊呼：“君将来必以刀代笔！”遂赠银元二十枚——这笔钱实则暗合其后二十年艺坛格局：吴昌硕终以金石气革新海派绘画，而任伯年预言竟成谶语。
某报曾披露秘闻：当日任伯年修改的实则是方“湖州安吉县”官印仿刻品。原来吴昌硕为凑盘缠，冒险替太湖盐枭刻制假官文。任伯年识破却不破，反以改款方式抹去破绽。这段往事在吴公《缶庐诗钞》中隐有痕迹：“少年胆气粗，敢摹汉官印；幸遇真鉴者，刀底逃秦令。”晚年与王一亭合作《流民图》时，他尤爱描绘贩私盐者，笔墨间总带着别样深情。
（五）
民国十七年元月，八十四岁的艺术宗师在寓所咳血不止。弥留之际忽唤幼子东迈研墨，挣扎题写“道在瓦甓”四字。最后一笔尚未收锋，浓墨已浸透三层宣纸，恰似泼洒的凝血。据《申报》讣告载，其时案头《石鼓文》摹本正翻在“吾车既工”篇，窗外忽有孤鹤掠过长空。
然而沪上茶楼却传着另一个结局：那日先生其实已完成绝笔《墨梅图》，忽然掷笔大笑：“任伯年叫我用刀代笔，今可还笔于刀矣！”言罢取出珍藏多年的“苦铁”印，竟将钢刀直接刺入印面。家人惊视之，但见裂纹恰成梅花虬枝状——原来早在三十年前，他就在青田石内部预琢了暗痕，专待临终此刻完成最后的“破壁”。
（尾声）
今人观吴昌硕画作，多见金石苍劲而少知其柔情。某日整理苏州曲园遗物，发现光绪年间账本夹着张当票：民国二年冬，吴昌硕当掉貂裘赎出被拐妓女，却因受寒大病月余。此事被章太炎记入《蓟汉闲话》：“仓石道人舍衣救人，较其捐金助革命尤见赤心。”后来画中频现的赤鳞鱼，实暗喻那个眼角有朱砂痣的苦命女子——艺术史家们考证半世纪的“缶翁密码”，原来藏在这段风流公案里。
西泠印社鹤庐今存一古怪汉砖，侧面深刻“甓”字。导游皆传是吴公试刀石，惟老管理员知晓：每逢梅雨时节，砖缝会渗出淡淡胭脂色。某年央视拍摄纪录片，红外相机竟显影出双勾朱文——“明月前身”印痕深处，永远藏着个未能送出的“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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