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初冬，薄雾笼罩着紫禁城的红墙黄瓦。1915年的中国，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却暗流涌动。袁世凯的总统府内，一场关于国体的大辩论正在酝酿。
杨度这几日颇为得意，他那篇《君宪救国论》刚刚呈递上去，就获得了袁世凯的赞赏。作为筹安会的领头人，他坚信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走在长安街上，杨度甚至已经想象着自己成为新朝宰相的风光。
“卓如啊卓如，这次看你还有什么话。”杨度喃喃自语，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友梁启超。两人早年都主张君主立宪，如今却可能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
与此同时，津租界的一栋西式洋楼里，梁启超正伏案疾书。桌上的烟灰缸已经堆满，茶也凉了多时。他看着报纸上杨度的言论，眉头越皱越紧。
“皙子啊皙子，你怎么如此糊涂！”梁启超放下笔，长叹一声。他深知杨度才华横溢，但也知其热衷功名，易被权势所惑。
一、筹安会里的密谋
北京石驸马大街的一处深宅大院里，筹安会正在秘密集会。杨度坐在主位，神情激昂。
“诸君，我国共和四载，政局混乱，民生凋敝。考察各国历史，共和制度实不合我国情。唯有君主立宪，方能定民心、固国本！”杨度挥动着手中的《君宪救国论》，声音洪亮。
底下坐着一群学者政客，纷纷点头称是。严复捋着胡须道：“皙子兄高见。我国民众智识未开，确需一强有力之君主统御。”
这时，门突然被推开，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急匆匆走进来，在杨度耳边低语几句。杨度脸色微变，随即恢复常态。
“诸君，刚得到消息，梁启超已在津撰文反对君宪制。”杨度顿了顿，环视全场，“看来，我们得提前行动了。”
会后，杨度独自留在厅内，来回踱步。他了解梁启超的辩才，若不提前准备，恐怕难以应对。他当即决定：明日亲自赴津，会一会这位老友。
二、津门论战第一回合
翌日清晨，杨度乘火车抵达津。他没有提前通知，径直来到梁启超的寓所。
“卓如兄，别来无恙啊！”杨度一进门就拱手笑道，一副老友重逢的热络模样。
梁启超正在庭院中打太极拳，见杨度突然造访，并不惊讶，只是缓缓收势，微微一笑：“皙子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想必是为国体之事而来？”
两人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携手入室。茶过三巡，寒暄已毕，话题自然转到国体问题上。
杨度先发制人：“卓如兄近日文章，弟已拜读。然兄之所言，弟实不敢苟同。我国试行共和四载，乱象丛生。议会争斗不休，各省各自为政。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梁启超轻啜一口茶，不紧不慢地道：“皙子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共和初建，难免曲折。然此非制度之过，实乃执行之人之过也。若因噎废食，岂非愚人之举？”
“非也非也，”杨度摇头，“我国民众数千年来习惯于君主统治，骤然改为共和，如婴孩学步，步履维艰。不如采取君主立宪，既有君主以安民心，又有宪法以限君权，两全其美。”
梁启超闻言大笑：“皙子兄啊皙子兄，你这番话若在十年前，我必击节称赞。然今时不同往日。辛亥革命，帝制已覆，民心已变。若要倒行逆施，必遭下人反对！”
两人你来我往，辩论渐酣。杨度引经据典，从中国历史讲到西方政治；梁启超则针锋相对，句句切中要害。不知不觉间，日已西斜。
杨度见一时难以服梁启超，便起身告辞：“卓如兄雄辩如故，弟佩服。然此事关乎国运，还望兄三思。”
梁启超送客至门外，临别时意味深长地：“皙子兄，我亦望你三思。莫要为一时之功名，毁了平生之清誉啊！”
三、报刊上的笔墨官司
杨度回京后，自知口头辩论难占上风，便在报刊上连发数文，阐述君宪救国的主张。他的文章旁征博引，文采斐然，在京城引起不反响。
梁启超见状，也不甘示弱，提笔撰就《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文章开篇便道：
“呜呼！下大事，岂可儿戏？国体者，一国之根本也。今有人欲变更国体，其心可诛，其行可鄙...”
这篇文章笔锋犀利，如匕首投枪，直指筹安会诸饶私心。梁启超在文中不仅驳斥了君宪制的荒谬，更揭露了所谓“民意”背后的操纵。
文章发表当日，京城纸贵。百姓争相传阅，茶楼酒肆中，无人不谈梁启超之文。
杨度读到文章后，又气又急，连夜撰文回应。他在文中指责梁启超“变节”，从前主张君宪，今又拥护共和，如同“朝秦暮楚”。
梁启超见文大笑，对门生：“皙子骂我变节，殊不知世间万物皆变，唯变不变。昔主张君宪，因时势所需；今主张共和，亦因时势所需。岂可墨守成规，不知变通？”
次日，梁启超再发一文，题为《变》，文中道：
“夫地万物，莫不变迁。春夏秋冬，四时之变也；沧海桑田，地理之变也；王朝更迭，政体之变也...智者因时而变，愚者逆时而动。”
这篇文章以哲理入笔，娓娓道来，既回应了杨度的指责，又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读者无不叹服。
四、总统府中的暗流
报刊上的论战愈演愈烈，袁世凯在总统府中密切关注着。这日，他召杨度入府问话。
“皙子啊，梁启超的文章你可看了？民间反响很大啊。”袁世凯看似随意地问道，手中把玩着一对玉球。
杨度躬身回答：“总统明鉴，梁启超虽有些文名，然其言多迂阔之论，不合实际。民间虽有议论，然大多愚昧，不知国家大事。”
袁世凯眯着眼睛：“话虽如此，但舆情不可不顾。你有何对策？”
杨度近前一步，低声道：“梁启超之所以有如此影响，因其为舆论界之领袖。若我们能争取更多名流支持，则梁氏之言不足虑也。”
“哦？你有何人选？”
“严复、刘师培等均已支持君宪。若能请动王闿运老先生出面，则大事可成矣。”
袁世凯点头：“王老先生谋代大儒，若得他支持，自是好事。就劳烦你走一趟了。”
杨度领命而出，心中暗喜。若能请动王闿运这尊大佛，何愁梁启超不屈服？
五、湘绮楼中的智者
王闿运时年八十有三，隐居长沙，筑湘绮楼，不同世事。杨度千里迢迢南下拜访，备厚礼而往。
到了湘绮楼，只见一位白发老者正在庭前晒太阳，闭目养神。杨度近前行礼：“学生杨度，拜见王老先生。”
王闿运微微睁眼：“哦，是皙子啊。听你在京城很得志？”
杨度恭敬回答：“学生不敢。此次特来向老先生请教国体问题。”
王闿运示意杨度坐下，慢悠悠地：“国体问题？不就是袁世凯想当皇帝嘛！”
杨度一惊，忙道：“老先生明鉴。袁总统本无此意，然为救国救民，不得已而为之。”
王闿运哈哈大笑：“好个不得已而为之！皙子啊，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问你，历代帝王更迭，可有一人是被‘请’上去的？”
杨度哑口无言。
王闿运又道：“你与卓如之争，我已有所闻。卓如之见，实为明智。你呀，还是早日抽身，免得到时难以收场。”
杨度还想争辩，王闿运却已闭目养神，不再言语。杨度只得悻悻而退。
返回北京途中，杨度心中忐忑。王闿阅态度出乎他的意料，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已骑虎难下。
六、俱乐部里的最终交锋
12月初，北京六国饭店举办了一场中外名流聚会。巧合的是，梁启超因事赴京，也在受邀之粒
大厅中，华灯璀璨，觥筹交错。杨度正与几位外国公使交谈，见梁启超入场，先是一愣，随即迎上前去。
“卓如兄，何时来的京城？也不通知一声，好让弟尽地主之谊。”杨度笑容可掬。
梁启超淡然一笑：“皙子兄客气了。梁某此次来京，只为私事，不敢叨扰。”
两人表面寒暄，实则各怀心思。周围的宾客也都知道他们正在论战，纷纷围拢过来，期待一场好戏。
果然，不久话题就转到国体问题上。英国公使朱尔典首先发问：“听二位先生正在讨论国体问题，不知能否听听高见？”
杨度抢先道：“公使先生，我认为中国适合君主立宪制。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凝聚民心。如贵国之王室，不也是国家的象征吗？”
朱尔典点头微笑，转而看向梁启超。
梁启超不慌不忙地：“公使先生，贵国之王室历经千年演变，已成传统。而我国帝制已被推翻，若强行恢复，无异于倒行逆施。譬如江河东流，岂能西返？”
美国公使芮恩施插话道：“梁先生认为共和制更适合中国？”
“非谓共和完美无缺，”梁启超答道，“然制度如鞋履，合脚为宜。我国试行共和虽仅四载，然民主共和之理念已渐入人心。此时若走回头路，必致下大乱。”
杨度反驳道：“卓如兄过于理想化了。我国民众教育程度低下，不知共和为何物。强推行之，反生混乱。”
“皙子兄此言差矣，”梁启超摇头，“民众虽愚，然非无知。君不见辛亥革命，下响应？此乃民心所向也。今若复辟帝制，必遭民众反对。”
两人唇枪舌剑，引来众人围观。杨度引经据典，梁启超则据理力争。辩论至激烈处，杨度忽然道：
“卓如兄如此反对君宪，莫非还想做共和国的总理？”
此言一出，满场哗然。这已近乎人身攻击了。
梁启超却不恼怒，反而笑道：“皙子兄笑了。梁某若贪图权位，十年前何不接受清廷之聘？今日之争，实为国家前途计，非为一己私利也。”
这番话赢得满堂彩。杨度自知失言，面红耳赤。
正当此时，侍者送来一份刚出版的《亚细亚日报》，头版标题赫然写着：“各省公民请愿团一致要求变更国体”。
杨度如获至宝，拿起报纸：“卓如兄请看，此乃民意所在！”
梁启超瞥了一眼，冷笑道：“好个民意！不知这些‘请愿团’是自发的，还是有人幕后操纵？皙子兄应该比我清楚吧？”
杨度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围观者心中都已明白真相，相视而笑。
七、尘埃落定后的反思
1916年3月，袁世凯在举国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郁郁而终。杨度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不得不避祸津。
一个春雨潇潇的午后，杨度悄然来到梁启超的寓所。不过半年时间，他已是鬓角染霜，神情憔悴。
“卓如兄，我是来认错的。”杨度一见面就躬身行礼，“兄之高见，弟当初未能听从，致有今日之辱。”
梁启超忙扶起老友：“皙子兄何出此言？世事难料，你我皆为国家着想，只是途径不同而已。”
两人坐下品茶，回顾往事，不胜唏嘘。
杨度叹道：“如今想来，我确是被功名迷了眼。当初若能像兄一样冷静客观，也不至于此。”
梁启超安慰道：“皙子兄不必过于自责。当今乱世，人人都想寻找救国之路，难免有失误之时。重要的是吸取教训，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杨度苦笑，“我如今是戴罪之身，还能有何作为？”
梁启超正色道：“皙子兄才华盖世，何出此言？当今国家有难，正需人才。只要真心为国，何愁没有用武之地？”
杨度深受感动，握住梁启超的手：“卓如兄真乃诤友！弟今日方知，何为真正的朋友。”
雨过晴，一道彩虹横跨际。两位老友携手走出房门，望着彩虹，心中都充满了希望。
后来，杨度果然重新投身政治，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梁启超与杨度的这场论战，也成为民国史上最着名的思想交锋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这场辩论不仅关乎国体选择，更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责任与抉择。其间的智慧与风度，至今仍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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