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深秋，安徽大学校园内暗流涌动。一群学生举着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教育改革，声浪一波高过一浪。此时，一个戴着圆框眼镜、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快步走到人群前，他不是来支持游行的，而是来泼冷水的。
“你们这些娃娃懂什么！读书就好好读书，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做什么？”这位便是安大校长刘文典，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合肥口音，丝毫不给学生情面。
学生们面面相觑，没想到一校之长竟然如此直接。但这只是刘文典传奇人生的一个插曲——这位被胡适称为“世上最狂的学者”，将在不久后上演民国教育史上最硬耗一场对峙。
少年得志：从东京到北大
1889年冬，刘文典生于安徽合肥一书香门第。幼时即显过人赋，过目不忘，乡邻称奇。1906年，17岁的他进入芜湖安徽公学求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等大家，早早接触革命思想。
次年，刘文典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在那里，他不仅精通了日语、英语、德语，更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与鲁迅、黄侃等人同窗学习。这段经历塑造了他既传统又叛逆的复杂性格——既得乾嘉学派真传，又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刘文典毅然回国，在上海《民立报》任编辑兼翻译，以“刘民”为笔名发表大量激扬文字。期间他翻译了许多西方学，将《自由论》等着作首次引入中国。
1913年，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失败。刘文典再度流亡日本，担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成为革命党核心智囊之一。据野史记载，某次孙先生演讲前，稿件不慎落水，刘文典竟凭记忆当场重现全文，且添彩不少，令孙先生赞叹不已。
1916年袁世凯死后，刘文典回国，经陈独秀引荐入北京大学任教。那年他仅27岁，却已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名家平起平坐，主讲《淮南子》研究。他在北大开的课常常人满为患，不仅因为学问深厚，更因他上课风格独特——讲到兴奋处，会突然跳到讲台上，手舞足蹈，引得满堂喝彩。
学术疯子：《庄子》研究震惊学界
刘文典在北大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庄子》的研究。他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撰写《庄子补正》，书中考据严谨，见解独到。据传他为了一个字的解释，可以查阅三日典籍；为了一处考证，能够写信请教十位学者。
陈寅恪为之作序时赞叹：“先生之作，可谓下至慎矣…一言之安，一事之证，皆博极群书而谨守绳墨。”这本书出版后立即震动学界，成为庄子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刘文典对自己的学问极为自信，曾放言：“中国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我刘文典，另外半个是全下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这般狂言，整个民国学界无人敢出其二。
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庄子》时，开场白常常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见学生愕然，便笑着补充：“既然没人懂，那我讲的就算是‘一家之言’吧！”
有趣的是，这位狂傲的学者上课极重仪式福据学生回忆，刘文典讲《月赋》时，选择十五月圆之夜，在校园里设一圈座位，自己居中而坐。当皓月当空，他便开始吟诵讲解，声如钟磬，情致盎然，听得学生如痴如醉，仿佛回到魏晋时代。
硬核对峙：与蒋介石的巅峰对决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同年11月，安大学生掀起学潮，与隔壁省立一女中学生发生冲突。恰逢蒋介石巡视安庆，闻讯大怒，立即召见刘文典。
这场会面成为民国教育史上最着名的对峙之一。多个版本的传在坊间流传，最为生动的描述如下——
蒋介石见刘文典时，正襟危坐，却见刘文典身着长衫，嘴衔烟斗，毫无惧色。蒋厉声问：“你是刘文典？”刘淡然回：“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叫的，不是谁都能叫的。”
蒋怒斥：“你纵容学生闹事，该当何罪？”刘答：“办教育者，自有风骨。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唯唯诺诺之人。”
最经典的对话出现在蒋要求刘交出闹事学生名单时。刘文典断然拒绝：“名单我有，但不能给你。我乃一校之长，保护学生是职。若交名单于你，将来有何面目见学界同仁？”
蒋介石勃然大怒：“你这学界败类！不撤你的职，实在难解我心头之恨！”
刘文典竟拍案反击：“你不过是军阀一个！我乃国立大学校长，你无权撤我！”
盛怒之下，蒋介石给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不甘示弱，飞起一脚踢向蒋介石腹部（虽未踢中，但气势十足）。侍卫一拥而上将刘制伏。
这段“脚踢蒋介石”的传奇在民国学界广为流传，虽然细节可能有夸张，但基本事实得到多方证实。结果刘文典被关押七，后因蔡元培、胡适等多方营救获释，但安大校长职务被免。
事后刘文典对友人笑言：“我兄（指蒋介石）那几记耳光要是打在日本人脸上，可就为民族出气了，可惜打在了我脸上。”
西南联大时期的“疯狗”教授
被免职后，刘文典赴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至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任教。这一时期，他的狂傲性格更加彰显无遗。
刘文典公开看不起新文学作家，尤其看不上沈从文。据西南联大评职称时，刘文典坚决反对沈从文升教授，扬言：“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至于沈从文，4毛钱都不给！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有一次日军空袭，警报响起，师生纷纷奔跑避难。刘文典跑到半路，忽然想起陈寅恪视力不佳，忙带着学生折回去搀扶。看见沈从文也在奔跑，刘文典当即怒斥：“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该死的，干什么跑啊？”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曾在课堂上：“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佩服，也不是百分佩服，而是千分万分佩服。”这与他对沈从文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得了个“刘疯子”的绰号。他上课常常不循常规，有时带着学生到校外酒馆，边饮边讲；有时夜晚开课，在月光下讲授谢朓的《月赋》；更有一次，他竟然躺在讲台上讲课，忽坐忽卧，妙语连珠，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刘文典还曾与作家施蛰存有过一段趣事。施蛰存请刘文典为一部词集作序，刘文典满口答应。过了半年未见回音，施蛰存前去催问。刘文典：“序已经写好了，不过还有三四字需斟酌，等我斟酌妥帖再交给你。”又过了半年，施蛰存再次催问，刘文典：“还有一字未安。”直至词集出版，这篇序终究没有交稿。刘文典后来解释：“给他们年轻人作序，不能有半点马虎，宁可缺毋滥。”
晚年归隐：狂傲一生的最后时光
1949年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年过花甲的他锋芒稍敛，但风骨依旧。
据云大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必先沏一壶浓茶，带一包香烟。讲到精彩处，便喝口茶，吸根烟，然后继续滔滔不绝。他常：“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解答。”
有一次云大中文系改编课程，欲削减《庄子》课时。刘文典闻讯直奔系主任办公室，拍桌质问：“《庄子》我教不了啦！你们谁能教谁教去！”系主任只好妥协，一切照旧。
1958年，刘文典因肺癌住院。弥留之际，他已不能言语，却仍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仿佛仍在修改文章。7月15日，这位民国最狂学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刘文典逝世后，家中藏书万余册全部捐赠云南大学。令人唏嘘的是，这位国学大师的藏书中，西文书籍竟占三分之一之多，且多为哲学、社会科学原着，书中密密麻麻写满批注。
千古狂士：历史评价与思考
刘文典的一生，是民国知识分子风骨的极致体现。他的狂傲源于深厚的学养与独立的人格，他的“疯癫”是对权贵的不屈与对学术的执着。
胡适评价他：“叔雅是一个拼命往前跑的学者，他不但能够跑，而且跑得很快。”这或许是对刘文典学术精神最准确的概括。
在刘文典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士饶气节与西方自由思想的结合。他对蒋介石的不屈，是对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坚守；他对沈从文的轻视，虽显偏激，却反映了他对学术标准的严格恪守；他对学生的呵护，体现了一代教育家的责任与担当。
刘文典晚年曾总结自己的人生观：“我一生做学问，就是要‘发千古之覆’。别人讲过的，我不讲；别人没讲过的，我才讲。为学如此，为人亦当如此。”
这位民国第一狂士用他特立独行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自由与人格独立。在当今这个趋同附势的时代，刘文典式的“疯癫”与“狂傲”，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却又最缺乏的精神品质。
正如他自己所：“地间最可宝贵的是狂狷之气。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没有这点狂狷之气，做什么学问？办什么教育？”此言此语，至今回荡，振聋发聩。
喜欢民国趣谈请大家收藏：(m.37kanshu.com)民国趣谈三七看书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