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广州，热度并未随着时令入秋而有丝毫减退。珠江水面蒸腾起氤氲的水汽，与城内万千炉灶、香料铺子、乃至堆积的垃圾散发的各种气味混合，形成一股独属于这座港城的、繁华而又粘腻的气息。城南蕃坊，胡商云集，奇装异服，语言驳杂；城西码头，舳舻相接，装卸货物的号子声昼夜不息；城东官署与富商大贾的宅邸区，则是一片雕梁画栋、丝竹隐隐的奢靡景象。
而此刻，位于城市中央、略显古旧但气势森严的岭南东道节度使府（兼广州刺史府）正堂内，气氛却与外界的闷热浮躁截然不同，弥漫着一种近乎慵懒的、带着居高临下意味的“镇定”。
年过六旬、须发皆已花白的节度使李迢，身着紫袍，斜倚在铺着象牙席的胡床上，手里把玩着一支精巧的玉如意，面色红润，眼帘微垂，似听非听。他出身宗室旁支，少年时也曾有几分抱负，但几十年宦海沉浮，尤其在岭南这“高皇帝远”的富庶之地待久了，早年那点锐气早已被酒色财气和官场习气消磨殆尽，如今只求安稳享乐，颐养年。北边闹黄巢？那是中原藩镇和朝廷该头疼的事，与他这岭南烟瘴之地何干？有五岭险阻隔，些许流寇还能飞过来不成？
下首两侧，坐着广州军政的一干要员：掌书记崔璆，一个面色白皙、留着三缕长髯的中年文士，此刻正慢条斯理地品着冰镇的蔗浆；都知兵马使刘琨，膀大腰圆，络腮胡子，甲胄在身却敞着怀，露出毛茸茸的胸膛，正不耐烦地用指掏着耳朵；市舶使宦官田令孜的心腹、监军副使杨复恭，面白无须，眼神飘忽，指尖捻着一串沉香木念珠；还有几位本地的豪族代表和蕃商首领，也都是一副或淡然、或略带忧色但强作镇定的模样。
“……据溃兵及北面州县急报，自称黄巢部将林风者，率贼众约数千，已突破萌渚岭，流窜至贺、韶之间，日前于流溪镇击溃我州兵一队，现距广州城已不足四十里。贼势汹汹，沿途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城外已有愚民惊窜……” 一个负责军情文书的官正战战兢兢地禀报，声音越来越低。
“数千？” 都知兵马使刘琨嗤笑一声，打断了禀报，声如洪钟，“贺州那些废物，怕是见了十几个山贼也敢报成百上千！流溪镇那帮州兵，平日就知道勒索商旅，欺压百姓，碰到硬茬子，一触即溃，有什么稀奇？几千乌合之众，也想打我广州城的主意？哈哈，真是癞蛤蟆想吃鹅肉！”
他灌了一大口案上的冰镇酒浆，抹了抹胡子上的酒渍，满不在乎道：“节帅，诸位，不必惊慌。末将敢拿项上人头担保，这必是北边窜过来的一股残匪，走投无路，想跑来岭南碰碰运气，捡点便宜。咱们广州城高池深，带甲过万，更有水师雄踞珠江。贼人无船，如何过江？即便到了城下，靠他们那几把破刀烂枪，还有一路病死的残兵，也想爬我广州的城墙？简直是笑话！依末将看，随便派一两营兵马出城，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赶回山里去！”
掌书记崔璆放下蔗浆杯，轻轻咳了一声，语气温吞却带着文士特有的矜持：“刘将军勇武可嘉。不过，贼人既能越五岭而来，想必亦有几分悍勇。且其沿途宣称‘只诛贪官，不扰良民’，似是有些蛊惑手段，不可不防其搅乱民心。是否……应加强四门守备，严查出入，并晓谕百姓，勿信谣言，各安生业？”
“崔书记多虑了。”刘琨大手一挥，“刁民懂得什么？给点恩惠，或者吓唬几句，就晕头转向。等官军一到，自然作鸟兽散。加强守备？现在这么热，让弟兄们大太阳底下多站岗？没得怨声载道。依我看，贼人远来疲敝，粮草不继，不定过两自己就散了。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该收的市舶钱、修城捐，一文也不能少！这才是正经！”
监军副使杨复恭尖细的嗓音响起，带着宦官特有的阴柔：“刘将军所言，虽有道理，然贼寇临城，终究有碍观瞻。若惊扰了蕃舶贸易，影响了市舶司的进项，田公公和朝廷那边，怕是不好交代。”他目光扫过几位蕃商代表，“诸位以为呢？”
几位蕃商首领互相对视，其中一位波斯裔大商人操着生硬的官话开口道：“尊敬的将军、使者，广州是大唐最重要的港口，我们的船只、货物、人员安全至关重要。我们每年缴纳巨额税款，希望得到保护。如果盗贼威胁城市，影响贸易，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暂时撤离，或者……请求我们的护卫参与城防？”最后一句，带着试探。
刘琨脸色一沉：“怎么？信不过我们官军？你们的护卫？哼，守好你们的货栈和女人就行了！城防大事，岂容外人插手？”
李迢这时终于抬起眼皮，轻轻用玉如意敲了敲胡床边缘，声音有些含糊：“好了，都不要争了。”他坐直了些，目光扫过众人，带着久居上位的、不容置疑的威严，“北边来的几个毛贼，不至于乱了方寸。刘将军。”
“末将在！”
“着你率本部三千兵马，出城驻扎北郊‘白云寨’，以为屏障。贼人若来，相机击之，务必将其阻于城外，勿使惊扰州城。所需粮秣，由崔书记调拨。”
“得令！”刘琨抱拳，眼中闪过一丝兴奋，这等于把城外的军事行动全权交给他，正是捞取功劳（和可能的外快）的好机会。
“崔书记。”
“下官在。”
“拟安民告示，严令百姓不得听信谣言，私自出城或接济贼人。加强四门盘查，尤其是北门。城内治安，交由巡检司负责。”
“遵命。”
“杨监军。”
“奴婢在。”
“安抚好蕃商，告诉他们，广州稳如泰山，贸易照常。也请他们约束护卫，不得擅自行动。”
“是。”
李迢吩咐完毕，似乎耗尽了精神，重新靠回胡床，挥了挥手：“都去办吧。区区数千流寇，翻不起大浪。休要因为这点事，扰了老夫的清静。”
众官领命，心思各异地退下。刘琨昂首阔步，想着如何借机再吃些空额，顺便“剿匪”立功；崔璆盘算着告示的措辞和粮秣调拨中的油水；杨复恭则琢磨着如何向田令孜汇报，既能撇清责任，又能凸显自己的“忠勤”；豪商们担忧生意，但也觉得官府应当能应付；蕃商首领们则暗中加强了自家货栈的戒备，并派人打听贼饶确切情况。
整个广州统治阶层，弥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与轻忽。他们久处繁华，远离战火，视岭南为化外安宁之乡，视北方兵灾为遥远的故事。他们不相信，也不敢相信，一支跋涉万里、历经磨难的军队，会拥有怎样坚韧的意志和毁灭性的力量。他们将林风先遣军的逼近，视为一次稍嫌麻烦的治安事件，一次可以借机捞取功劳和利益的“表演”，而非生死存亡的挑战。
城墙上，守军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抱怨着气和克扣的军饷，对北方际隐约可见的烟尘不以为意。市井之中，百姓们听着官府的告示和街头流传的各种骇人听闻或荒诞不经的消息，将信将疑，更多的是对可能影响生计的担忧。只有极少数有心人，在暗处观察，在悄悄准备。
当林风在流溪镇矮丘上眺望广州巨城，心中盘算着攻城方略时，这座城池的统治者们，却仍在象牙塔中沉醉于往日的繁华与自身的优越感之郑
傲慢，是失败最好的催化剂。广州的城墙或许高大，但守护它的意志，却早已被多年的承平和腐朽蛀空。一场风暴即将降临，而风暴眼中的人们，却大多闭上了眼睛，捂住了耳朵。
兵临城下的压力，与广州城内的傲慢轻敌，形成了尖锐而讽刺的对比。平的一端，是孤注一掷的锋锐；另一端，是外强中干的腐朽。碰撞，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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