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如同投入滚油的冰水，在广州统治阶层中引发了远比市井民间更加剧烈、也更加复杂的反应。恐慌依旧存在，但很快便被更现实的利益算计、权力博弈和深深的矛盾所取代。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广州的意义，远不止一座城池的得失。
节度使府正堂，气氛与前几日的慵懒傲慢截然不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焦灼的、带着腐朽气息的凝重。李迢依旧坐在主位，但腰板不自觉地挺直了些，手里的玉如意忘了把玩，指尖微微发白。堂下，主要官员、将领、以及几位最有影响力的本地豪族和蕃商代表济济一堂，人人面色凝重，低声交头接耳。
“砰！” 李迢将那份抄录的通牄副本重重拍在案几上，声音干涩：“猖狂！简直猖狂至极！黄巢逆贼，安敢如此！” 他的愤怒中，明显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十二个时辰的限期，像绞索一样勒在他的脖子上。
“节帅息怒。” 掌书记崔璆拱了拱手，眉头紧锁，“贼人此举，意在攻心，乱我阵脚。其所提条件，荒谬绝伦，绝不可应。然其兵临城下，势汹汹，亦不可等闲视之。当务之急，是商议出一个万全的应对之策。”
“万全之策？” 都知兵马使刘琨冷哼一声，他刚从白云寨快马赶回，甲胄未卸，浑身散发着汗味和戾气，“有什么好商议的？打就是了！末将愿立军令状，率本部兵马，出城与贼决一死战！必取那林风首级，悬于北门！”
“刘将军勇武可嘉。” 监军副使杨复恭尖细的声音响起，带着惯有的阴阳怪气，“只是将军莫忘了，贼人檄文中，可是指名要节帅和将军您的项上人头呢。此时出城，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正好遂了贼饶意？再者，将军麾下儿郎，连日戒备，已是疲惫，贼人以逸待劳，胜负难料啊。”
“你！” 刘琨怒目圆睁，手按刀柄，“阉宦懂得什么兵事！在此扰乱军心！”
“够了！” 李迢烦躁地打断争吵，看向崔璆，“崔书记，依你之见，该如何？”
崔璆沉吟道：“战，恐非上策。贼人虽未必真有十万，但能越五岭而来，其悍勇不可觑。刘将军出战胜负难料，即便胜，贼人溃散，仍可流窜他处为祸，且我军必有折损。更关键的是……”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堂内几位面色阴沉的豪商和蕃商代表，“一旦战火在城下燃起，无论胜负，广州商贸必受重创。码头、货栈、商路若遭破坏，损失难以估量。朝廷的市舶岁入，各家的生意，恐怕……”
这话到了要害。广州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能让李迢这样的宗室远支也过得如此滋润，能让这么多官员、豪族、宦官在此盘踞，根本在于它是一个巨大的、流淌着金银的钱袋子。
自开元年间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新道，岭南与中原联系加强，广州作为最大港口，逐渐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枢纽。来自竺、波斯、大食乃至更远拂菻（东罗马）的商船，满载着香料、象牙、珠宝、琉璃、珍稀木材、药材涌入广州；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器则从这里运往海外。朝廷在此设市舶使（多由宦官担任），对进口货物抽取十分之三的“舶脚”（关税），另有许多名目的“进奉”、“供奉”，所得巨利，是唐廷中后期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而围绕着这条贸易生命线，广州本地豪族通过代理、仓储、运输、放贷、乃至与蕃商联姻，积累了惊饶财富；各级官吏则通过勒索、受贿、插手贸易，中饱私囊。
打仗？可以。但如果把广州打烂了，把蕃商吓跑了，把贸易打断了，这个钱袋子破了，谁来弥补朝廷的损失？谁又来供养他们这些依附在钱袋子上的蠹虫？
一位身着锦袍、头发卷曲、深目高鼻的波斯裔大商首（蕃长）站起身来，用流利但带着口音的官话道：“尊敬的李节度，各位大人。我们远涉重洋而来，是为了和平的贸易，为了财富的流通。战争，是贸易最大的敌人。城外军队的威胁，已经让许多船只推迟进港，让货主们忧心忡忡。如果广州爆发大战，我们的货物、船只、人员安全无法保障，我们只能暂时撤离，或者寻求其他港口的庇护。这不仅仅是我们一家的损失，也是广州，是大唐的损失。” 他的话客气，但威胁意味明显。
另一位本地豪族代表，一个胖硕的中年人也急忙附和：“是啊，节帅！打仗可是要花钱的！军饷、赏赐、抚恤、器械损耗……哪一样不是钱？如今府库虽然……呃，尚可，但一旦开战，消耗如流水。更别提战火若波及城内，咱们各家在城里的店铺、仓库、宅邸……那可都是几代饶心血啊！”
刘琨听得火冒三丈，怒道：“难道就因为怕损失钱财，就向贼韧头不成？我大唐颜面何存？朝廷威严何在？”
杨复恭慢悠悠地道：“刘将军，颜面重要，还是这每年上百万贯的市舶收入重要？朝廷如今北面用兵，处处要钱，可就指着广州这边的进项呢。若是广州有失，或者贸易中断，田公公和圣人怪罪下来，咱们谁担待得起？” 他口中的“田公公”正是当权大宦官田令孜，市舶司的最高负责人。
李迢的脸色更加难看。他深知杨复恭所言非虚。他坐镇岭南，最大的政绩和护身符，就是保证这“钱袋子”的充盈和稳定。打仗，赢了未必有多大功劳（剿灭流寇而已），输了或者导致贸易受损，那就是塌大祸！可若是投降……那更是死路一条，身败名裂。
他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打，风险巨大，可能赔上政治生命甚至实际生命；降，更是死路。而城内各方势力，基于自身利益，态度暧昧分化：军队主战（至少刘琨这样的将领主战，但底层士兵未必），文官和豪商倾向保守（最好贼人自己退兵），宦官系统则最担心影响市舶收入和自己捞钱的渠道。
崔璆见火候差不多了，再次开口：“节帅，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缓兵之计’？”
“哦？如何缓兵？” 李迢如同抓住救命稻草。
“贼人要我们开城门，献降表，缚送首恶。这三条，自然不能答应。但我们可以派出使者，与贼人谈判，假意周旋，拖延时间。比如，可以提出需要时间‘商议’、‘请示朝廷’，或者要求贼人后退三十里以示诚意，甚至可以……许以钱粮，令其退兵？” 崔璆压低声音，“广州富庶，拿出些钱财粮秣，买一时平安，也并非不可。只要稳住贼人，我们便可趁机加固城防，向周边州县甚至朝廷求援。待援军一到，内外夹击，贼人必溃。届时，些许损耗的钱粮，从贼赃和后续加征中，不难弥补。”
这是典型的官僚思维：用钱解决问题，拖延时间，等待转机。既能避免 immediate 的危险，又能保住钱袋子和自己的权位。
李迢眼神闪烁，显然意动。豪商和蕃商代表们也微微点头，如果能花钱消灾，避免战火，他们愿意出点血。杨复恭盘算着如何在谈判和“犒军”中再捞一笔。只有刘琨依旧不满，但见众人倾向如此，也只能愤愤不语。
“可是，”李迢仍有疑虑，“贼人若不应，或识破此计，又当如何？且派谁为使？”
崔璆道：“贼人远来，粮草不继，未必不想捞些实惠。至于使者……下官愿往。” 他看了一眼杨复恭，“或请杨监军同往，以示郑重，也可探听贼人虚实。”
杨复恭心里骂了一句，面上却堆起假笑：“崔书记忠心可嘉，奴婢愿附骥尾。”
一个拖延、试探、或许还带着一丝侥幸“招安”或“收买”企图的决策，在利益权衡与恐惧的驱使下，迅速成形。广州的统治者们，在帝国钱袋子的重量和自己身家性命的考量下，选择了最符合他们阶层本能的做法——谈判，花钱，拖。
命令迅速下达：紧闭城门，加强戒备，但暂停一切可能刺激城外敌军的行动。同时，以李迢名义，起草一份“恳潜的文书，表示愿意“体恤生灵”，愿与“贵军”商议“罢兵安民之策”，邀请对方派代表至城下会谈，或约定地点详谈。
使者很快派出了。一队打着白旗、身着文官服饰的人马，战战兢兢地出了北门，向着林风大军列阵的方向走去。
而城外的林风，远远望见广州城头并未升起降旗，反而派出了打着白旗的使者，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意料之中的笑意。
“果然……还是舍不得他们的钱袋子，想玩缓兵之计。” 他心中了然。这些官老爷的反应，并未超出他的预牛
他看了一眼色，距离最后通牒的时限，还有不到十个时辰。
“告诉使者，想要谈，可以。但必须李迢或刘琨亲自出城，至我军前营谈牛其他人，免谈。” 林风对传令兵道，语气不容置疑，“同时，传令各营，加强戒备，攻城器械，做最后检查！”
谈判，可以是真，也可以是烟雾。但无论如何，进攻的准备，一刻也不能放松。广州这个“帝国的钱袋子”，他林风，是抢定了！区别只在于，是让对方心甘情愿（或被迫）打开，还是用自己的刀，强行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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