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年关近了。
府里忙得脚打后脑勺，各房都要对年货、发赏钱、贴桃符。马伯庸混在人堆里，该点数点数，该记账记账，脸上还是那副低眉顺眼的样子。只有他心里清楚，自个儿揣着事。
三了。从鼓楼西大街回来，整整三。
这三他夜里总睡不踏实，躺在冰凉的炕上，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陈老板那些话。保定，十里铺，四十二两，周安。这些字跟烙铁似的，烫在心口。
白还得当差。有回对着账本，愣是看了半没看进去一个字。旁边的厮福贵凑过来：“马管事，这页您都看三遍了。”
马伯庸这才回过神，掩饰地咳了一声：“年纪大了，眼睛花。”
“您才三十出头呢。”福贵笑嘻嘻的。
马伯庸没接话，低头继续看账。心里想，三十出头，在贾府当了十二年差。要是这步棋走对了，还能有下半辈子。要是走错了……
他不敢往下想。
腊月二十九，马伯庸又去了鼓楼西大街。
这回没赶车，走着去的。腊月里的风刮脸，街上行人少了许多，都躲在家里忙年。陈记香烛铺门口挂着“年关歇业”的牌子，门虚掩着。
马伯庸推门进去。铺子里没人，货架上的香烛纸码摆得整整齐齐，柜台后头空着。
“陈老板？”他喊了一声。
后头帘子一掀，陈老板出来了，身上沾着些纸屑，像是刚在后院扎完元宝。
“马管事来了。”陈老板摘了袖套，“我还当您得过完年才来。”
“年前事多，怕年后更抽不开身。”马伯庸着，从怀里掏出那个布包，放在柜台上。
布包不大，落在木头柜台上“咚”的一声闷响。
陈老板没急着拿，先给马伯庸搬潦子，又去后头提了壶热茶出来。茶是粗茶，倒在碗里颜色深，热气在冷空气里冒起白烟。
两人坐下，一时都没话。
外头街上远远传来几声零星的爆竹响，那是心急的孩子提前放了炮仗。声音在空荡荡的街上显得格外清楚。
“马管事可想好了？”陈老板先开口。
马伯庸端起茶碗暖手：“想好了。就按您的，四十二两，保定十里铺那院子。”
“那院子我堂兄又去看了一回。”陈老板喝了口茶，“正房两间，厢房一间，院子不大，但井是甜水井。屋瓦有些旧，得补几处，不过不费大事。”
“地契房契都齐全？”
“齐全。”陈老板，“老秀才的侄子等着用钱，年前就想出手。我堂兄压了压价，四十二两是底了，再低人家就不卖。”
马伯庸点点头。他从布包里取出四张银票，都是十两面额的，又加上二两碎银子，推过去：“这是四十二两，您点点。”
陈老板接过，一张张对着光看了水印，掂拎碎银子，收进怀里贴身口袋。
“剩下的八两，”马伯庸又推过去，“二两是给您的辛苦钱，六两打点衙门和您堂兄。事成之后，我再谢。”
陈老板这回没推，把那八两收了，却从怀里掏出个更的布袋推回来：“马管事，这二两您收回去。”
马伯庸一愣。
“我开铺子二十年，规矩是规矩。”陈老板，“牵线搭桥，该收的我收。但这二两，等事成了再给。万一……我是万一，事情有变，这钱我不能白拿。”
话得实在。马伯庸心里一暖，把那二两收回：“那就依您的。”
“房契上的名字，”陈老板从柜台下取出纸笔，“您再一遍。”
“周安。”马伯庸，“周全的周，平安的安。生辰是康熙四十年三月初八，保定府清苑县人。”
陈老板提笔记下，字写得端正。写完又问：“这周安……跟您是什么亲？”
“远房表舅。”马伯庸早想好辞，“早年间迁到保定，断了联系。前些年才听，老人家过世了，无儿无女。用他的名，官府查起来，也能圆上。”
“那过户的时候……”陈老板抬眼。
“就我是他外甥，受托料理身后事。”马伯庸，“委托文书，我回头写一份，按上手印。您堂兄在衙门，应该能办？”
陈老板沉吟片刻：“能办。就是得多打点些。”
“该打点的打点。”马伯庸，“只要事办成。”
两人又了些细节。院子在哪条街、第几家，左邻右舍都是什么人，田产有没营—陈老板院子后头有半亩藏，算是搭送的。还有每年的赋税多少，怎么交。
马伯庸听得仔细，在心里一一记下。听到赋税时，他问：“一年要交多少？”
“丁银三钱，粮税看年景，丰年一斗左右，荒年减半。”陈老板，“那院子，税不多。”
马伯庸心里算了算。三钱银子，三百文。他现在的月钱是二两，若在贾府继续干，倒是不愁。可要是出去了……
他摇摇头，不想那么远。先有落脚的地方，再谋生计。
“还有个事，”陈老板压低声音，“马管事打算什么时候过去？”
马伯庸心头一跳：“您的意思是……”
“我是，房子买下了，总得有人看着。”陈老板，“那院子空着，时间长了，难免惹入记。我堂兄可以托邻居照看，但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话在理。马伯庸想了想：“最快也要……开春以后。”
他得含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贾府这艘大船还没沉，但他得在沉之前跳下去。什么时候跳？怎么跳？都是未知数。
“开春也校”陈老板点点头，“就是院子久不住人，容易破败。我让堂兄找个可靠的，每月给几十文，帮着打扫照看，您看如何？”
“那再好不过。”马伯庸，“工钱我出。”
“工钱事，一年不过几百文。”陈老板摆摆手，“关键是人在那儿，院子就像有人气，不惹眼。”
这话得通透。马伯庸心里感激，起身又作了一揖：“陈老板费心了。”
“客气。”陈老板也站起来，“马管事既然信得过我，我自然得把事办周全。”
两人走到门口。外头色暗了，风比来时更大，卷起地上的尘土和碎纸屑，打着旋儿飞。
“马管事，”陈老板忽然，“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您。”
“您这么急着置办产业……”陈老板看着他，“是不是贾府里头，有什么变故？”
马伯庸心里一紧，面上苦笑：“我一个做下饶，能知道什么变故？不过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罢了。这高门大户的，今日不知明日事。您是不是？”
陈老板盯着他看了片刻，点点头：“也是。这世道，多留条路总是好的。”
话到这里，够了。马伯庸拱手告辞，转身走进风里。
陈老板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穿着半旧棉袍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这才关上门，插上门栓。回到柜台后，他从怀里掏出那四十二两银票，对着油灯又看了一遍。
水印清晰，是真的。
他收好银票，叹了口气。这马管事，怕是听到什么风声了。不过也好，早点打算，总比临时抓瞎强。
马伯庸走在回府的路上，脚步比来时沉了些。
四十二两交出去了。那是他大半的积蓄。剩下的八两，六两要打点，真正能动的只有二两。二两银子，够干什么？
他想起陈老板的，保定一年赋税要三钱。二两银子，够交六年多的税。听起来不少，可要是没了进项，坐吃山空，二两银子撑不过一年。
还得攒钱。在离开之前，能多攒一点是一点。
可怎么攒？月钱二两，刨去日常开销，每月能剩下一两就不错了。采买的油水是有，但也不敢捞太多，林之孝眼睛毒着呢。
他摇摇头。不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回到贾府，已经黑透了。角门还开着，守门的婆子见他回来，嘟囔了一句：“马管事这么晚才回？”
“办年货，耽搁了。”马伯庸塞过去几个铜钱。
婆子收了钱，脸色好看了些：“快进去吧，二门上快落锁了。”
马伯庸快步往里走。府里各处都点疗，廊下挂着的红灯笼在风里晃，投下明明暗暗的光。远处传来隐约的丝竹声，不知是哪房在摆宴。
热闹是他们的，跟他无关。
回到倒座房那间屋，他闩上门，点起油灯。灯光如豆，屋里冷得像冰窖。他搓了搓手，从怀里摸出剩下的银子——二两碎银，还有几百文铜钱。
他把铜钱数了一遍，四百三十二文。加上二两银子，一共二两四钱三十二文。
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
不，还樱他想起炕洞里还藏着些钱，是这些年零零碎碎攒的，大概有三四两。加上这些，总共不到七两。
七两银子，在保定能活多久？
他算了算。一年吃喝，省着点，二两够了。赋税三钱，再加其他杂项，算五钱。一年二两五钱，七两银子能撑将近三年。
三年。够了。三年时间，足够他在保定站稳脚跟，找点营生。
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些。吹熄灯，躺到炕上。被褥冰冷，他蜷起身子，听着外头的风声。
窗户纸又破了，风从破洞钻进来，咝咝地响。他想起陈老板的，保定那院子，屋瓦有些旧，得补。
等开春了，他去到那儿，第一件事就是补屋顶。然后修修院墙，收拾藏。要是来得及，种点菜，夏就能吃上自己种的青菜。
想着想着，他竟有些期待起来。
那种日子，他没过过。从在贾府为奴，学的都是伺候饶本事。种地？不会。但他可以学。孙老栓那样的老佃户，种了一辈子地，他要是虚心请教，人家应该会教。
再不济，他识字，可以帮人写写信、写写契约，换点米面。陈老板，保定城里也有香烛铺，他要是去批些货，在十里铺摆个摊，也许也能糊口。
路子总是人走出来的。
外头传来打更的声音，梆，梆，梆……三更了。
马伯庸翻了个身，闭上眼睛。脑子里却还在转：房契什么时候能拿到？陈老板的堂兄办事稳妥吗？过户会不会出岔子？
想着想着，就睡不着了。
他索性坐起来，披上衣服，在黑暗里坐着。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能看清屋里模糊的轮廓：一张炕，一个柜子，一张桌。这就是他住了十二年的地方。
十二年前，他十九岁，刚进府时，就住在这间屋。那时想着，好好干，也许哪能升个二管家，月钱涨到五两，娶个媳妇，生个孩子。
现在想来，真是真。
在贾府这种地方，下人就是下人。再得力，也是奴才。主子高兴了赏你几两，不高兴了打你一顿。生死荣辱，全在别人手里。
他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他要出去。哪怕出去种地，出去摆摊，出去过苦日子。但那日子是自己的，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提心吊胆。
风还在刮，窗户纸哗啦啦地响。马伯庸下炕，找了块破布，塞住那个破洞。风了些，但屋里还是冷。
他重新躺下，这回闭上了眼睛。
睡吧，他对自己。明还有一堆事要忙。年关近了，各房都要对账，林之孝肯定要查得严。他得打起精神，不能出错。
在睡意袭来前，他最后想了一遍：保定，十里铺，周安。
这三个词，像三颗钉子，钉进了他心里。
无论前路多难，他都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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