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10日，洛江的风带着些许暖意。
李崇文的黑色轿车驶离总统官邸，沿着刚刚铺好的水泥路，直奔清荷(阮清荷)制药企业位于洛京郊外的工厂。
车窗外，繁华的街区已初见雏形，新建的厂房鳞次栉比——这是南华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的缩影，而医药产业，正是李崇文寄予厚望的战略性产业。
“总统阁下，这是经济企划院提交的医药产业发展报告。”秘书沈磊递上一份厚厚的文件。
李崇文翻开报告：1950年至1962年，南华的医药企业已从欧美引进医药专利技术427项。
其中抗生素类占比42%，维生素类占比31%，总引进费用高达3.2亿美元。
1950至1963年，南华的医药产业产值从2000万美元飙升至2.6亿美元，十三年增长13倍；本土企业市场占有率从0.5%跃升至35%。
“很好！”李崇文点点头，很满意，摸着日本过河还是很容易的，“看来引进—改良—模’的战略见效了，关税保护、外资限制，没有白费。”
总统的车队抵达清荷制药工厂时，厂长阮永安已带领高管在门口等候。
“姐夫！”阮永安快步上前，迎接李崇文。
“您脚下的这片土地，十三年前还是一片废墟，如今已成为南华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
“嗯！走，进入看看！”
“还有，以后工作时，要称职务！”
“你姐姐现在怀孕了，清荷制药，你要多分担点责任，明白吗？”李崇文嘱托道。
“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阮永安对于管理制药产业的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们家就是医药世家。
他父亲本来就是法属东印度少有的医学教授，还在法国留过学。姐姐嫁给总统后，就成立了清荷制药，并获得了南华政府的大力扶持。
工厂内，穿着白色工装的工人正在流水线上忙碌，生产线上整齐排列着青霉素注射液和维生素c片剂——这些产品的核心技术，正是源自德国拜耳的专利授权。
“总统阁下！”阮永安指着生产线道。
“1950年，我们就获得了拜耳青霉素制造技术的独家授权，通过三年的消化吸收。在1953年，我们就完全掌握这项技术。”
“到目前为止，现在我们的青霉素产量已能满足了南华国内80%的需求。”
李崇文看着生产报告，阮永安解释道：“总统阁下，南华的关税保护政策帮了我们大忙。”
“这些年，南华进口药物的关税高达30%，让我们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技术改良和市场推广。”
李崇文走到生产线末端，看着一瓶瓶封装完好的青霉素注射液整齐排列，瓶身上印着“清荷制药”的红色标识。
“原来进口一瓶青霉素要0.65美元，现在你们的售价是多少？”李崇文问道。
“25南元！0.1美元！”阮永安答道，“1961年，我们成功改良了发酵工艺，将发酵周期减少了，原料利用率提高了，成本比引进时降低了。”
“从1961年开始，全南华的医院和诊所，都开始用上平价青霉素。”
走到另一边，工人们正在生产一种肠溶阿司匹林。“总统阁下，这是我们的得意之作。”
阮永安递上一份专利文件，“我们在拜耳阿司匹林专利的基础上，改进了剂型，采用肠溶包衣技术，成功绕开德国的技术壁垒。”
“这项改进在1953年，就申请了从属专利。”
李崇文拿起一片肠溶阿司匹林，放在指尖轻轻摩挲：“看来蚕食政策很有成效。”
对于阻碍南华医药产业发展的西方企业的专利，李崇文决定绕开西方专利的核心策略，也就是蚕食政策。
即对原研药的剂型、工艺、配方进行微改进，申请新专利，从而限制原研药的市场垄断。
1950年开始，南华医药企业不直接复制原研药，而是对原研药的非核心部分(如剂型、给药途径)进行改良，例如将片剂改为胶囊、调整药物释放速率，或增加少量辅料。
这些从属专利既不构成对原专利的直接侵权，又能有效分割原研药的市场份额。
“南华政府会继续加大对这类改良创新的支持，我们会继续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你们也要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李崇文看着实验室里年轻的研究员，“人才是产业的根本，要多培养懂技术的人才。”
“希望清荷制药能成为国家的脊梁！”
“明白，我们会紧紧跟随总统的步伐！”
离开清荷制药，李崇文的车队前往洛京(国有)制药。相比于清荷制药的规模化生产，洛京(国有)制药的工厂更精巧，更像一家研究机构。
洛京(国有)制药的负责人李伯驹带领总统一行人参观了抗酸剂生产线。
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抗酸药片，是洛京(国有)制药的拳头产品，也是支撑洛京庞大研究经费的来源。
“总统阁下，这款药物源自德国药学书的处方，我们在原配方中增加了胃黏膜保护剂。”
“不仅能快速中和胃酸，还能修复受损的胃黏膜。”李伯驹递上一份销售报告，
“1952年推出以来，销售量年年增加，1962年的销售额已经突破4.25亿南元。”
在洛京(国有)制药的研发中心，李崇文看到了墙上挂着的“渐进式国际化”路线图。
李伯驹解释道：“对于打开国际市场，我们计划先通过代理销售积累国际经验。”
“今年将与分别与鹰酱和欧洲的一家医药公司合作，代理他们的产品在南华市场销售。为未来，我们的改良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做准备。”
“我们希望得到政府的进一步支持！”
李崇文对此表示赞赏：“医药产业不仅要服务于国内市场，更要走向国际。”
“政府会为你们的国际化布局提供支持，帮助你们应对海外市场的专利壁垒和贸易壁垒。”
1963年1月12日，经济企划院的办公楼里灯火通明。医药产业局的局长黄英杰正在主持会议，桌上放着《医药产业发展法案》的草案。
“根据总统的指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技术引进导向型政策。”黄英杰指着草案中的条款。
“第一，扩大技术引进补贴范围，企业引进医药专利技术的费用，政府补贴30%。”
“第二，加强关税保护，对未在南华生产的新药，关税提高至40%。”
“第三，限制外资流入，外资在南华医药企业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5%，确保本土企业的主导地位。”
参会的企业代表纷纷点头。
清荷制药的阮永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之前，政府内部要国际化，他担心出售给外国企业的股份太多，影响他们对企业的控制。
25%的股份，可以避免南华核心技术被外资控制。而且清荷制药现在正在与拜耳协商新一轮的技术引进，有了这项政策，他心里就有底了。
洛京(国有)制药的李伯驹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欧美企业的专利壁垒越来越高，我们的从属专利策略虽然有效，但也面临侵权诉讼的风险。”
“我们希望经济企划院能建立专利纠纷应对机制，为南华的制药企业提供法律支持。”
黄英杰回应道：“经济企划院已经与法院协商，将成立医药专利纠纷调解中心，同时设立专项基金，为南华企业提供诉讼费用补贴。”
“另外，我们还会组织南华制药企业参与国际专利谈判，争取更有利的专利保护条件。”
会议结束后，阮永安立刻前往李崇文的官邸，向总统夫人阮清荷汇报会议内容。“姐姐，经济企划院的新政策对我们非常有利。”
阮永安兴奋地，“根据最新的政策，技术引进费用可以获得政府补贴，还有关税、法律和专利的帮助，我们的黄金时代要来了。”
阮清荷点点头，翻开需要引进技术资料：“德国医药企业的技术确实是目前最先进的，我们要尽快拿下这项技术的引进授权。”
“同时，研发部门要加快改良步伐，争取在引进技术后半年内推出改良产品，申请从属专利。”
“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压低药品的生产成本，让南华普通老百姓，用得起药！”
阮清荷知道自己的丈夫需要什么，而且金钱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来，根本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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