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键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受害者是如何被筛选出来的？难道仅仅是随机的、符合某种社会特征的不幸者？福尔摩斯那永不满足的、追求极致精确的头脑，拒绝接受随机这个解释。
“不，华生，”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他断然道，“如此精密的、涉及非人力量的仪式性构建，其‘材料’的选择绝不可能完全随机。就像建造一座特殊的建筑，需要特定属性的石材；进行一项复杂的化学实验，需要高纯度的试剂。这些受害者，她们身上必然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共同的‘属性’，使得她们成为那‘角落之神’或其地上代理人所需要的、合适的‘祭品’。”
他将调查的方向，转向了一个我们之前未曾深入涉足的领域——受害者的身世与血缘。
“如果‘银星会’是通过观察和接触来筛选目标，”他推理道，“那么他们必然有某种快速识别这种‘属性’的方法。而有什么比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血脉，更易于识别和追溯的呢？”
这是一项极其繁琐且需要耐心的工作。福尔摩斯动用了他在各级市政档案部门、教会记录机构乃至一些专门从事族谱研究的私人事务所的广泛人脉。我与他也分头行动，埋首于泛黄的出生证明、受洗记录、陈旧户籍册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追溯着玛丽·安·尼科尔斯、安妮·查普曼、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凯瑟琳·艾道斯以及玛莎·塔布连这几位可怜女子的家族源流。
这项工作如同在浩瀚的沙海中淘金，充满了重复、死胡同与模糊不清的记录。然而，福尔摩斯以其特有的毅力和洞察力，坚持不懈地梳理着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他并不关注她们近期的、充满贫困与动荡的生活轨迹，而是执着地向历史的深处回溯，寻找着可能交汇的源头。
终于，福尔摩斯从他堆满档案的书桌前猛地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发现关键证据时的锐利光芒。他手中拿着几张抄录着古老记录的纸条，手指因激动而微微颤抖。
“华生！我找到了！”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的兴奋，“一条隐藏的线，一条将所有这些人串联起来的、源自过去的线！”
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凑了过去。他将那几张纸条在桌上摊开，上面是他娟秀而清晰的笔迹，记录着几个名字、日期以及地名。
“看这里，”他指着一条记录，“玛丽·安·尼科尔斯的母亲，在其婚前的户籍登记上，其娘家姓氏为‘韦特比’。而这个‘韦特比’家族，根据更早的教区记录，可以追溯到萨福克郡一个名为‘邓威奇’的渔村。”
他又指向另一条：“安妮·查普曼，其外祖母一系的姓氏是‘马什’，同样，这个家族在十九世纪初，有明确的记录显示来自同一个沿海地区——邓威奇村。”
“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他继续道，手指移向下一张纸条，“她已故丈夫的家族，虽然并非直系，但其族谱中有一个旁支，在两代以前与一个源自邓威奇的家族通过婚。”
随着他的叙述，凯瑟琳·艾道斯和玛莎·塔布连的家族记录中也陆续显现出与那个名为“邓威奇”的沿海村庄或周边区域的微弱但确实存在的关联。并非所有受害者都是直接的、近期内的移民后代，但她们的血缘网络中，无一例外地，都在若干代以前，与那个特定的、偏僻的沿海地点产生了交集！
“邓威奇……”我重复着这个地名，感到一丝莫名的寒意。那是一个位于英格兰东海岸、以逐渐被海水侵蚀和笼罩在古怪传中而闻名的村庄。据那里如今已大半沦入北海，只剩下些许废墟和一片不祥的荒凉。
“不仅仅是邓威奇本身，”福尔摩斯的语气变得更加深沉，他拿出了一张更古老的、字迹模糊的东部海岸线地图，指着邓威奇附近一片更偏僻、几乎已被遗忘的海岸线，
“在一些非常古老、近乎传的海事记录和家族口述史中，提及在邓威奇以北一片难以接近的、布满礁石的海湾旁，曾有过一个更的、与世隔绝的聚落。那里的居民以捕鱼为生，但据……他们的渔业对象，以及他们的某些习俗，与寻常渔村大相径庭。这些记录支离破碎，且大多被视为无稽之谈。然而，我们所有受害者的远祖，其源头最终都隐隐指向了那个区域！”
他抬起头，目光如同能穿透时间的迷雾。
“这绝非巧合，华生。一条共同的、可追溯至某个特定且充满怪异传的沿海区域的、遥远而稀薄的血脉，这就是连接所有受害者的隐藏纽带！”
我望着那些写着古老姓氏和地名的纸条，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我们追查的，不仅仅是一个活跃在当下的邪教，其根源竟可能深植于数百年前、某个与世隔绝的、可能浸染了非人影响的沿海角落！
“所以，‘银星会’……”我推测道，“他们可能掌握着某种方法，能够识别出这种特殊的血脉？”
“正是如此！”福尔摩斯肯定道，他的思维正在高速运转，“这种血脉，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携带者对那种‘角度时空’的力量更为敏感，或者更易于被那种力量所‘标记’和‘定位’。它可能作为一种‘催化剂’，使得以她们为‘节点’构建的那个‘恐怖多面体’更加稳定；或者作为一种‘导体’，使得来自‘廷达罗斯猎犬’或‘角落之神’的力量能够更顺畅地传递和显化！她们不仅仅是随机选中的牺牲品，她们是……被精心挑选的、符合特定规格的‘仪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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