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盛夏的北京城，知了声嘶力竭地鸣叫着。北京大学讲堂内，一位身着半旧长衫的教授正襟危坐，面前摊开一部《文解字》。突然，他猛地拍案而起，声如洪钟：
“胡适之辈，简直是不学无术！连‘嫖’字从‘票’声都不晓得，还敢妄谈音韵学！”
满座学子面面相觑，既惊于先生突然发怒，又暗自窃喜——今又有黄季刚（黄侃字季刚）骂胡适之的好戏看了。
这便是民国学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黄侃黄季刚。学问博大精深，脾气更是惊动地。
神童出世，早显锋芒
1886年春的成都，一位三岁幼童正咿呀学语。寻常孩子这个年纪还在玩泥巴，这黄侃却已能背诵唐诗宋词。其父黄云鹤，时任四川盐茶道，见儿子聪慧过人，特意亲自教导。
“父亲，‘地玄黄’作何解？”四岁的黄侃扯着父亲衣角问道。
黄云鹤俯身解释：“者，巅也，至高无上；地者，底也，至低无下...”
不待父亲完，黄侃眼睛一亮：“那‘宇宙’二字呢？‘宇’为四方上下，‘宙’为古往今来，可是如此？”
黄云鹤愕然，继而大喜过望，知此子非同寻常。
九岁那年，黄侃已遍读四书五经。某日家中宴客，一位举人自恃才高，席间夸夸其谈。黄侃忽然插话：“先生方才引《论语》有误，‘君子周而不比’非此意也。”
举人面红耳赤，恼羞成怒：“黄口儿，懂得什么！”
黄侃不慌不忙，将《论语》相关章节连同历代注疏娓娓道来，竟将那位举人驳得哑口无言。满座宾客皆惊，从此“神童”之名不胫而走。
东渡日本，师从大师
1905年，十九岁的黄侃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他有幸拜入章太炎门下，这段师徒缘分堪称民国学界一段佳话。
章太炎何许人也？革命家、国学大师，学问深不可测，脾气比黄侃还要古怪三分。初见黄侃时，章太炎正埋首校勘《文解字》，头也不抬地问：“子，可曾读过《尔雅》？”
黄侃恭谨回答：“略知一二。”
“《释诂》第一篇作何解？”
黄侃不慌不忙，不仅解释了文意，还将历代注疏优缺点一一剖析，最后加上自己的见解。章太炎这才抬起头来，仔细打量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明日带《文》来见我。”
这一见，就是三年。黄侃住在章太炎家中，日夜苦读。师徒二人常常为某个字的训诂争得面红耳赤，拍桌子摔板凳是家常便饭。邻居起初以为师徒失和，后来才知这是他们独特的交流方式。
某日黄昏，二人为“王”字的古音争辩不休。章太炎坚持读“雨方潜，黄侃则认为当读“于况潜。从日落争到月上中，谁也服不了谁。最后章太炎忽然拍案大笑：“好子！敢与我争三日三夜，你出师了！”
次日，章太炎对友人言：“吾辈老矣，国学薪火，将来必是黄侃此子传常”
革命志士，险遭不测
黄侃在日本不仅钻研学问，更受章太炎革命思想影响，加入了同盟会。1908年，二十二岁的黄侃回国奔母丧，却暗中从事反清活动。
是年秋，黄侃在湖北老家的阁楼上奋笔疾书，撰写革命檄文。窗外清兵巡逻的脚步声隐约可闻，他却浑然不觉危险临近。
“季刚！快走！有叛徒告密，官兵马上就到！”革命同志破门而入，气喘吁吁地警告。
黄侃临危不乱，将文稿塞入灶膛焚毁，方才翻墙逃走。清兵扑了个空，恼羞成怒，将黄家洗劫一空。
逃亡路上，黄侃扮作郎中，昼伏夜出。某日傍晚，他正在破庙歇脚，忽闻门外马蹄声急。情急之下，他纵身跳入庙后枯井，屏息凝神。清兵入庙搜查无果，竟在井边解，尿水溅了黄侃一脸。这位有洁癖的大学者后来起此事还咬牙切齿：“奇耻大辱！若非为了革命大业，定要跳出去与他们拼了！”
经此一劫，黄侃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此后数年，他辗转各地，办报授课，宣传革命，成为清廷重点通缉的要犯。
北大教授，狂态毕露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侃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此时的北大名师云集，新旧思想碰撞，好不热闹。
黄侃在北大开了《文选》、《文心雕龙》等课程，每每开讲，教室里外挤得水泄不通。他讲课从不带讲义，引经据典如数家珍。讲到得意处，或击节称赞，或破口大骂，喜怒形于色。
某日讲《文》，谈到“哭”字构造：“犬吠声如‘汪汪’，而哭从犬，盖因哭声与犬吠相似...”话未完，自己先觉得这个解释滑稽，竟在讲台上捧腹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流了出来。满堂学生先是愕然，继而也跟着大笑，教室屋顶几乎要被笑声掀翻。
但黄侃最出名的，还是他与新派人物特别是胡适的恩怨。
胡适留美归来，提倡白话文，主张“打倒孔家店”。这在守旧的黄侃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于是北大校园内，常常上演这样的场景：
胡适在台上讲“白话文的好处”，黄侃就在隔壁教室大声讲“白话文如何浅薄无知”；胡适“汉字应该拉丁化”，黄侃就骂“数典忘祖之辈该当何罪”。
某日北大教授聚会，胡适大谈白话文简洁高效：“如‘ telegram’一词，文言称‘电报’，需二字；白话只需‘电’一字，岂不简洁？”
满座寂然之际，黄侃缓缓起身：“适之先生高见。依此理，‘柳絮飞来片片红’可改为‘柳絮飞来红’，更简洁否？”
举座哄堂大笑。胡适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黄侃上课中途忽然问学生：“你们知道胡适与他夫人结合的原因吗？”见学生茫然，他自问自答：“因为‘胡适’的‘胡’与‘夫人’的‘江’（胡适夫人江冬秀），合起来就是‘胡江’——糊涂东西也！”
这般毒舌，学生听得又惊又笑，消息传到胡适耳中，气得他三没睡好觉。
趣事一箩筐，妙人妙语
黄侃的狂，不仅表现在学术争论上，更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嗜美食，尤好蟹。某年金秋，蟹肥时节，黄侃忽然想起南京的螃蟹更肥美，当即买票南下。抵达后连吃三大闸蟹，心满意足，又买票返回北京。友人笑他为口腹之欲奔波千里，他正色道：“人生贵在适意，区区车票何足道哉！”
他好酒，且酒量惊人。据在北大教授中，唯有黄侃能与鲁迅对饮而不倒。某次酒酣耳热，黄侃忽拍鲁迅肩膀：“豫才兄，我观当今文坛，唯你与我堪称人物！”鲁迅素知他狂，笑而不语。
黄侃上课更有许多怪癖：必用彩色粉笔，不同内容用不同颜色；讲到关键处必跺脚，一学期能跺坏三双布鞋；下雨必迟到，因为要等雨停——“圣人云：危墙不立，暴雨不斜。
最有趣的是他与麻将的故事。黄侃嗜麻将如命，但牌技极差，十打九输。某日输得精光，竟将章太炎手批的《文解字》抵押给牌友。章太炎得知后勃然大怒，亲自上门讨要。牌友见大师亲临，吓得立即归还。黄侃为此被师父罚抄《文》三遍。
师徒情深，传承有序
尽管黄侃狂放不羁，但对恩师章太炎却始终恭敬有加。
1920年冬，章太炎寓居上海，生活困顿。黄侃得知后，立即北上南下筹措资金，为老师解困。见到章太炎时，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学生来迟，让老师受苦了！”堂堂北大教授，竟在众人面前泣不成声。
章太炎扶起爱徒，亦是老泪纵横：“有徒如此，夫复何求！”
此后黄侃每月必从薪水中分出大半寄给章太炎，直至章太炎生活稳定。每逢假期，必亲往上海侍奉老师左右。章太炎晚年曾对友人：“我门下弟子无数，唯季刚得我真传。”
黄侃不仅对师父孝敬，对学生也极为负责。他门下弟子如范文澜、陆宗达等，后来都成为着名学者。他教导学生：“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
他上课从不点名，但学生无一敢缺席。因为他开场便：“我讲学，不愿受束缚。听者自来，不听自去。但若来了不听，或听而不思，便是自欺欺人，不如不来。”
不假年，绝笔成谶
1935年重阳节，黄侃与友惹高赋诗，畅饮尽欢。归家后忽觉不适，竟吐血不止。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药石罔效。
弥留之际，黄侃将平生所着手稿一一检视，长叹一声：“道敢欺，斯文尽丧！老竟不给我五年时间！”原来他计划五十岁前专心读书，五十岁后方才着书立。谁知不假年，恰在五十生辰前病危。
10月8日，黄侃溘然长逝，终年四十九岁。留下大量批注古籍，却无一部个人专着。章太炎闻讯痛哭：“此丧我也！”撰挽联云：“辛勤独学鲜传薪，歼我良人，真为颜回兴一恸；断送此生唯有酒，焉知非福，还从北叟探重玄。”
黄侃死后，友人整理其遗物，发现他在临终前一，于日记中写下绝笔诗一首，其中两句尤为惊人： “惟此未亡身，累然守故墟。” 似是预知自己大限将至。
狂名之后，真学者
黄侃虽以狂名世，但绝非徒有虚名之辈。他的学问，同时代无人敢轻视。陈寅恪称他“读书之神速，识解之卓绝，洵足惊叹”；钱穆他“于经、史、子、集无不窥，而尤精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
他读《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仅用一月便批阅完毕，朱笔批注密密麻麻；他校《文》，一个字往往考证数十种古籍；他教《文心雕龙》，不仅能倒背如流，更能指出历代注疏的得失。
黄侃曾言：“学术二字应解为：学——觉也，术——路也。学者，觉其所未知；术者，路其所必校”他认为做学问贵在求真，而非求名求利。这或许正是他宁愿批注古籍而不自着书的原因。
纵观黄侃一生，狂放不羁的表象下，是一颗对学问极致追求的赤子之心。他骂人，只因恨铁不成钢；他狂傲，实因见识远超同侪。民国学界若少了黄季刚，不知要失色多少。
如今北大校园内，仿佛还能听到那个穿长衫的教授在教室里拍案大叫： “谬哉！大谬哉！此处当是如此这般...”
声如洪钟，穿越时空，仍在提醒后人：学问之道，首在求真，纵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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