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尝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然其本人在民国文坛的身影，却绝非仅限于“荒江野老屋直，反倒是在中西文化的激荡间，以其博学与机智，留下了无数趣谈轶事。
一、清华才子的“狂”与“谦”
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满分、国文近乎满分的惊人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学之初，其才学已然显露锋芒。传闻当时中文系教授钱基博（恰是钱钟书之父）的好友、史学大师钱穆正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中有考证一处久久不能决断。某日，钱基博将书稿交予年仅十九的钱钟书审阅，不料这少年竟一口气指出其中五六处疏漏，且皆引据翔实，论证精当。钱穆得闻后非但不恼，反而抚掌称奇：“后生可畏，吾道不孤矣！”
在清华园中，钱钟书之“狂”亦是出了名的。他曾放言：“清华无人配做我钱某饶老师！”不过这话传到其父耳中，却招来一顿训斥。后来钱钟书辩解道，此言非是轻蔑师长，实是对清华西文系课程设置的不满——许多原着他早已烂熟于心，课堂上不过是炒冷饭罢了。
然而这位“狂生”在真才实学面前却极为谦逊。吴宓当时在清华开设“中西诗比较”课程，每讲到精妙处，钱钟书必凝神静听，课后还常与吴宓讨论至深夜。后来吴宓女儿曾问父亲：“钱师兄当真如此狂妄吗？”吴宓笑道：“钟书的狂，是狂在面上；谦，却谦在骨子里。”
二、留学时期的趣闻轶事
1935年，钱钟书与夫人杨绛同赴英法留学。在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这位中国才子很快以博闻强记闻名。据某次讨论会上，一位英国学生引用了一句冷门的拉丁谚语，全场寂然，唯有钱钟书不仅接出了下半句，还准确指出了该谚语的出处及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三种变体，令在场师生惊叹不已。
在巴黎大学进修期间，钱钟书夫妇过着清贫却充实的生活。杨绛先生后来回忆道：“我们整就是在图书馆‘挖煤’（指钻研学问），偶尔出去也多半是逛书店。”某日二人漫步塞纳河畔旧书摊，钱钟书一眼瞥见一部16世纪的意大利文论着，当即与书贩侃侃而谈起来。那书贩原本以为东方人好欺，胡乱开价，不料钱钟书不仅准确出了该书的版本价值、存世数量，还指出了书脊处一个不易察觉的修补痕迹。书贩大惊失色，连呼“遇到了行家”，最后以实在价格成交。杨绛笑问：“你怎么连这个都懂？”钱钟书眨眨眼道：“上次在图书馆恰巧看过这本书的目录介绍。”
三、《围城》内外的幽默人生
1947年，《围城》问世，立即引发轰动。这部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以幽默犀利的笔触描绘了民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书中妙语连珠，诸如“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等句，至今仍被广为传耍
有趣的是，《围城》中许多情节皆有钱钟书自身经历的影子。譬如方鸿渐买假文凭一事，据取材于钱钟书在巴黎时听闻的一则趣闻：某中国留学生因学业不济，居然真的通过非法渠道购得克莱登大学（实为子虚乌有）博士文凭回国招摇撞骗。钱钟书得知后抚掌大笑：“这倒是个写的好材料！”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史》中评价《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然而这部杰作在创作过程中却颇为随意——钱钟书先是应赵辛笛之邀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每期现写现卖，常常是编辑部派人来取稿时，他还在奋笔疾书。杨绛先生回忆道：“有时候催稿的已经在客厅等候，他还在书房里唰唰地写，我只好先出去招呼客人吃茶。”
四、文人相重亦相轻
钱钟书与同时代文饶交往，亦不乏趣谈。他与林语堂相交甚笃，二人都以幽默见长，但风格迥异。某次聚会，林语堂大谈幽默之道，认为幽默是一种智慧的表现。钱钟书听罢笑道：“语堂兄所谓幽默，是西装革履的笑话；我所谓的幽默，可能是长衫马褂的俏皮话。”举座皆欢。
与鲁迅虽无直接交往，但钱钟书对这位文坛巨匠的评价却颇为中肯：“鲁迅的短篇是好的，但他的杂文有时候太过刻薄。”这话传到鲁迅耳中，据鲁迅只是淡淡一笑：“年轻人有见解是好事。”
最为人乐道的是钱钟书与郭沫若的一段公案。郭氏曾撰文批评钱钟书的学术研究是“象牙塔里的游戏”，远离社会现实。钱钟书读后不恼反笑：“郭先生的是，我只会在象牙塔里玩；不过郭先生倒是常在城头上变换大王旗。”暗指郭沫若政治立场多变。后来有人将这话传给郭沫若，郭竟无言以对。
五、教学与生活中的妙语连珠
抗战期间，钱钟书曾在西南联大任教。其时生活艰苦，但钱氏幽默不减。有一次空袭警报响起，众人纷纷躲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同事发现钱钟书居然抱着一本厚厚的西文书在读，不禁问道：“钟书兄不怕死乎？”钱笑答：“怕得很，所以抓紧时间多看几页——万一炸死了，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问起最近阳间有什么新学问，我答不上来岂不丢人？”
在教学中，钱钟书也是妙语连珠。讲解希腊神话时，他如此形容宙斯的风流韵事：“这位众神之王在感情上的忠诚度，大概相当于上海《申报》的气预报——难得准确一回。”学生们哄堂大笑，而对神话人物性格的理解却因此深刻了许多。
批改学生作业时，钱钟书亦不乏幽默。某次一个学生在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中大量引用二手资料，钱钟书批注道：“此文如宴席上的冷盘，看着花样不少，可惜都是别人做的。”又有一个学生论文中错将培根的名言安在了莎士比亚头上，钱批曰：“张冠李戴，犹如请唐太宗吃西红柿炒鸡蛋——时代错乱矣！”（西红柿明代才传入中国）
六、晚年不改幽默本色
1949年后，钱钟书选择留在大陆，继续学术研究。即便在特殊年代，他的幽默感也未曾泯灭。据有一次被安排打扫厕所，他居然笑道：“这下好了，终于可以‘净’化环境了。”后来被下放干校，读书人都要参加体力劳动，钱钟书身体瘦弱，却幽默地：“我这是‘力’不从心啊。”
晚年闭门谢客，专心着述。当有人问他为何不接受采访时，他打趣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句话后来成为广为流传的妙语。
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婚姻也是一段佳话。二人相伴六十余载，伉俪情深。杨绛曾笑言：“我是一位老人，净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钱钟书则如此评价妻子：“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简简单单一句话，却道尽无限深情。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逝世，享年88岁。一代学人幽默智慧的声音渐行渐远，然其留下的着作与轶事，仍如明珠般在民国文坛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纵观钱钟书一生，其幽默非为滑稽搞笑，实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是看透世事后的从容与豁达。正如他在《围城》中所写：“笑的确可以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这种幽默不是轻浮，而是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是民国文人独特的气质与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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