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秋，杭州西湖畔的国立艺术院里，一群学生正围着一位新来的教员窃窃私语。此人身材瘦高，面容清癯，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走路时腰板笔直，目不斜视。
“这位潘先生听以前是种田的？” “可不是嘛，听连正经学堂都没上过几年。” “那他凭什么教我们图画课？”
铃声响起，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潘寿不慌不忙地展开宣纸，取出一支秃了毛的画笔，蘸墨后突然发力，笔走龙蛇，顷刻间一幅苍劲有力的松石图跃然纸上。最后一笔落下，他抬起头来，目光如电：
“画者，心印也。诸君以为笔墨技巧便是全部么？”
满座寂然。
这便是潘寿初登教席时的情景。谁又能想到，这位看似乡野村夫的教书先生，日后将成为中国画坛一代宗师，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并称“现代四大家”。
乡野奇童：从牛背到画案
1897年3月14日，浙江宁海冠庄村潘家老宅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据族谱记载，这孩子属“”字辈，祖父潘日新望着窗外雨后寿峰上的苍松，为其取名“寿”。
潘家虽非大富大贵，却是当地书香门第。父亲潘秉璋乃县学生员，写得一手好字，常为乡邻书写楹联匾额。寿七岁时，母亲病故，父亲续弦后家中子女渐多，他便常常躲到阁楼上翻看父亲的藏书和画谱。
乡野传，某日寿放牛时突遇暴雨，躲进村口雷婆庙避雨。庙中壁画上的雷公电母栩栩如生，他看得入神，竟折树枝在地上摹画起来。雨停后老牛自行回家，他却仍在庙中作画，直至父亲提着棍子找来。见儿子画得确有几分神似，父亲叹口气，从此不再阻止他画画。
1910年春，14岁的潘寿步行三十里路到宁海县城报考县立高等学。考试科目中有图画一门，要求画一幅“竹石图”。别人都在心翼翼勾勒竹叶，他却大刀阔斧，以泼墨法挥就。主考官李老先生见状大惊：“此子用笔如斧劈刀削，将来必成大器！”
五年后，潘寿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里名师云集，经亨颐、李叔同、夏丏尊等大家皆在此执教。据开学第一，李叔同查看新生作业，见到潘寿的画作后沉默良久，最后只了一句：“你的画，有杀气。”
这“杀气”二字，可谓一语中的。潘寿日后形成的“强其骨”、“一味霸悍”的艺术风格，此时已初露端倪。
海上奇缘：缶庐门下的“乡下人”
1923年，潘寿辞去教职赴上海谋发展。当时的上海画坛，吴昌硕如日郑潘寿带着自己的画作叩响吴家大门时，这位八十老翁正在庭院中打太极。
吴昌硕展开潘寿的画作，但见山石嶙峋，笔墨刚猛，不禁捻须沉吟：“阿寿年纪轻轻，笔墨却如此老辣，几乎要踏破我家门墙了！”
这话看似夸奖，实含警醒——提醒年轻人不可过于锋芒毕露。潘寿何等聪慧，当即拜师。吴昌硕赠他一副对联：“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总入诗。”
然而野史记载，潘寿虽然敬重老师，却并未全盘接受吴氏画风。某日吴昌硕看到弟子新作，摇头叹道：“阿寿学我最像，但离我又最远。我只希望他将来不要抢我的饭碗就好！”这话后来传到潘寿耳中，他只是笑笑：“老师的饭碗是金的，我的是泥的，抢不来。”
在上海期间，潘寿与黄宾虹、张大千、溥心畲等过从甚密。据有一次雅集，众人酒过三巡，提议合作一幅画。张大千先画了一枝荷花，溥心畲添了几笔水草，轮到潘寿时，他挥毫泼墨，一块巨石轰然落下，几乎占去半幅画面。众人愕然，他却笑道：“荷花水草皆柔美，需有奇石镇之。”
这种“强其骨”的审美追求，使他在海派柔媚画风中独树一帜。某评论家曾：“看潘寿的画，如听京剧黑头唱腔，铜锤铁板，铿锵有力。”
艺教双绝：西湖边的“顽固派”
1928年，蔡元培、林风眠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聘潘寿为国画主任教授。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教学生涯。
当时的艺术界盛邪中西融合”之风，不少人主张用西画改造中国画。潘寿却坚持“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为此没少与人争论。
据有一次学术讨论会，某留洋归来的教授大谈西画透视学、解剖学之科学，主张国画应当学习。轮到潘寿发言时，他不急不缓地展开一幅八大山饶画作：“西医解剖人体，可知筋骨血肉；中医号脉观色，能察精气神韵。艺术之道，岂止于形似？”
又有人质疑中国画缺乏写实能力，潘寿当即挥毫画了一只螃蟹，然后：“齐白石画虾，黄胄画驴，都要经过提炼概括。若论写实，照相机最写实，可是照相机取代得了绘画吗？”
他在教学上极重基础，要求学生从书法入手。有学生抱怨练字枯燥，他便讲起故事：“当年我学画时，为练线条力度，曾在笔杆上挂铁锤。如今你们条件好了，反而不肯下苦功了？”着当真找来铁锤挂在学生笔杆上，引得哄堂大笑。
潘寿上课从不准学生迟到。据有次大雪封路，几个学生迟到十分钟，见教室门紧闭，以为老师还没到。正要庆幸，却见窗内潘先生正襟危坐，已经在授课了——原来他是从窗户跳进去的！从此再无人敢迟到。
乱世坚守：一蓑烟雨任平生
1937年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国立艺专内迁至湖南沅陵。途中遭遇日军空袭，潘寿指挥学生躲避，自己却最后一个进防空洞。眼看一箱教学资料来不及搬运，他竟冒着轰炸冲回去抢救。炸弹在不远处爆炸，气浪把他掀翻在地。事后人们发现，他怀中紧紧抱着的是一包历代画论典籍。
“画可以再画，这些老祖宗的东西丢了就没了。”他拍拍身上的尘土，轻描淡写。
抗战时期物资匮乏，连宣纸都成了奢侈品。潘寿便用报纸、包装纸作画，墨也是自己烧松枝捣制。据有一次开画展，展出的全是画在各种废纸上的作品，却引起轰动。有人问其中奥秘，他笑道：“好纸好比锦衣玉食，容易让人懈怠。粗纸如粗茶淡饭，反能激发创造力。”
1944年，潘寿出任国立艺专校长。当时教育部要求所有大学校长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他坚决拒绝：“我一生只会教书画画，不懂政治。”最后竟以“特别党员”的名义蒙混过关。
内战时期，有人劝他去台湾，他断然拒绝：“我的艺术根在大陆，这里的水土才能养活我的画。”
文人风骨：不雕琢处见真章
1949年后，潘寿继续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国立艺专）。虽然时代巨变，他的艺术主张却一以贯之。
据有一次全国美展评选，某领导指着潘寿的画：“这画怎么乌漆墨黑的，不够红光亮啊？”潘寿不卑不亢地回答：“我画的是山水的精神，不是月份牌年画。”
1962年，潘寿被任命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一级教授，他享受特殊津贴，却坚持与普通教师同等待遇。每次领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缴纳特殊党费（虽然他并非正式党员），剩下的钱大多用来接济困难学生。
他生活简朴到了极致。一件中山装穿十几年，袖口磨破了就让夫人打上补丁继续穿。有次出国访问，代表团成员都做了新西装，唯独他坚持穿那件补丁衣服。代表团长不得已，只好骗他这是外交礼仪，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套——回国后却再也没穿过。
“衣服是穿给别人看的，画是画给自己看的。”这是他常的话。
在艺术上，潘寿追求“不雕琢处见真章”。他作画从不起稿，都是直接落墨。曾有人出重金请他画一幅巨作，要求先看草图，被他一口回绝：“画如用兵，贵在随机应变。事先都设计好了，还有什么意思？”
墨韵长存：画魂不朽在人间
1966年，风暴袭来。潘寿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牛棚。批斗会上，有人逼他承认自己的画是“黑画”。老人挺直腰板回答：“我的画或许不够好，但每一笔都是用心画的，不黑。”
最让他痛心的不是肉体的折磨，而是被禁止作画。没有纸笔，他就用手指在腿上画；没有墨，就用清水在桌上画。看管他的人骂他“死不悔改”，他淡然道：“画家不画画，还能做什么？”
据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望着窗外发呆。有一次突然对身边的儿子：“记得我书房里那方歙砚吗？等我走了，你要好好保管。那里面磨过的墨，够画千百幅画呢。”
1971年9月5日，潘寿含冤离世，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再画一幅画...”
1980年代，潘寿获得平反。当人们重新审视他的艺术时，发现那些在困顿岁月中诞生的作品，不仅没有褪色，反而愈发显得珍贵。他那“强其骨”的艺术主张，“一味霸悍”的审美追求，如今被视为中国画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
有趣的是，当年批斗他最狠的几个红卫兵，后来居然都成了美术工作者。其中一人还在文章中写道：“潘先生的画初看粗犷，细品却极精致。就像他这个人，表面倔强，内心却无比柔软。”
如今站在潘寿的画前，我们仍能感受到那股磅礴之气。那嶙峋的山石，倔强的苍松，冷峻的鹰隼，仿佛都在诉着一个艺术家的风骨与坚守。
正如他自己所：“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之上，一步一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秃笔横扫墨淋漓，烟云供养养浩然之气。潘寿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画如其人”，什么是“人品即画品”。他的艺术与人格，已然化作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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